六月，明军在回师途中遭遇阿鲁台部。明军火器优势在此战中充分展现，神机营军士所使用的神机铳每矢可毙敌二人，众铳齐发，声震数十里[9]。鞑靼军无不惊恐万分，急忙逃跑。阿鲁台部大多溃散。此时天气炎热，明军饥渴交加，已现疲态。朱棣下令收兵时，突然天降大雨，由此解决了明军缺水的难题。
  这一战，是明朝历史上皇帝第一次统率大军北跨瀚海，亲自指挥作战，并获得了胜利。朱棣在班师回北京的归途中，登擒胡山，御笔勒铭纪功于岩石：“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以此来纪念这次出塞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经此一役，鞑靼势力受到沉重打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逃往瓦剌。太师阿鲁台不得不派遣使者向明朝贡马，表示通好之意。明成祖朱棣表现出了大朝君主的风度，不但准许阿鲁台议和，还将洪武年间捕鱼儿海一战中被明军俘虏的阿鲁台兄长和妹妹送归，阿鲁台对此十分感激。
  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在中亚兴起了一个强大的帖木儿帝国，一度对中国造成了威胁——
  还在元朝统治中原的时候，蒙古四大汗国之一的察合台分裂为东、西二部。洪武三年（1370年），跛子帖木儿夺得西察合台的统治权，并以成吉思汗继承人自居，力图恢复当年蒙古大帝国的辉煌。帖木儿四处扩张，占领察合台全境后，又陆续征服了波斯、花剌子模等地，并打败了钦察汗国，攻入印度，还攻入土耳其，俘虏了苏丹。随后，帖木儿以撒马尔罕[10]为首都，建立了一个强盛一时的大帝国。
  当时帖木儿不可一世，大有效仿祖先成吉思汗征服称霸世界之意。明太祖朱元璋派往帖木儿国的使者傅安也被帖木儿扣留。明成祖朱棣夺得皇位当年，帖木儿征服土耳其，再无后顾之忧，遂决定对明朝用兵。永乐二年（1404年），帖木儿率十万大军，东来攻明。朱棣闻讯大为紧张，命甘肃总兵官左都督宋晟[11]严阵以待。
  幸运的是，这一仗并没有打成。撒马尔罕距离中原十分遥远，途中隔着人力难以逾越的高山和沙漠，军队补给异常困难。帖木儿行军东进时，许多战马都因为恶劣的环境死去，军中痢疾流行，生病倒毙的将士不在少数，帖木儿自己也病死在途中。这次令明廷大为紧张的轰轰烈烈的远征，便以主帅帖木儿“出师未捷身先死”而戏剧性地告终。
  帖木儿长子早死，其孙哈里继承了汗位。哈里不像他爷爷那样野心勃勃，一心要恢复成吉思汗时代的荣光，而是主张与明朝修好。他即位后，主动释放了被扣押十三年的明朝使者傅安。随同傅安出使的一千五百人，只有十七人生还，内中艰险壮烈程度可与当年西汉张骞通西域相提并论。之后，明朝与帖木儿国之间往来使者不断，明朝西部边防的压力由此得到缓解。
  而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及太师阿鲁台被明成祖朱棣第一次亲征打败后，实力大为削弱，瓦剌却日益强盛起来，时常派兵骚扰明朝边境。永乐十年（1412年），瓦剌部马哈木杀死鞑靼可汗本雅失里，吞并了鞑靼西部，更立同族人答里巴为可汗，大权都掌握在马哈木手中。阿鲁台自然对此不服。朱棣继续采取“扶弱抑强”的政策，封阿鲁台为和宁王，使其有能力与瓦剌部马哈木对抗。马哈木对此相当不满，对明朝的敌对情绪越来越严重。
  永乐十二年（1414年），瓦剌部马哈木进兵饮马河，宣称将进攻阿鲁台。明成祖朱棣闻警，又亲率大军出塞，进行第二次北征，并让皇太孙朱瞻基随行。朱瞻基自小在宫廷长大，朱棣此举，无疑是要让皇太孙知道征战的辛苦。
  出塞后不久，明军即与蒙古军主力遭遇，在忽兰忽失温展开激战。战斗十分惨烈，交战双方损失相当。直到傍晚，瓦剌军才败走。明军两度越过高山，一直追击到土剌河[12]。次年，瓦剌遣使卑词谢罪，战事遂解。
  此后，鞑靼和瓦剌互相冲突，明朝依然采取离间双方的政策，有时乘机出兵助弱抑强。永乐二十年（1422年）、二十一年（1423年）、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朱棣又三次亲征蒙古，想使漠北蒙古各部间保持势力均衡，借以减轻北方边防上的威胁，但明军始终只取得了局部胜利，想要“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在当时情势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第五次亲征时，朱棣病死在归途中。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率兵御驾亲征时有所见，但没有哪个帝王像明成祖朱棣那样接二连三地大规模亲征。朱棣五征漠北是明朝历史上的大事，在当时轰轰烈烈，对后世影响深远。在永乐一朝的二十几年中，千千万万百姓被征调在铁马金戈的劳役下，付出了许多鲜血，染红了广大的沙漠和草原，才勉强保持了北边国防上的相对优势。
  蒙古北走沙漠后，“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实力犹在。明成祖朱棣想彻底解除蒙古势力对明王朝的威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稳固的江山，所以不惜身临矢石，但后三次亲征基本上都是无功而返，反而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其实，经过朱棣前两次亲征的打击，鞑靼和瓦剌实力大为削弱，均已经无力大举进犯，再出兵只是徒然消耗国库，正因为如此，所以朝中反对出兵的大臣前仆后继。但朱棣仍然坚持出兵，人们难免会猜测皇帝亲征必然有更深层的原因——有传闻说，传国玉玺才是皇帝真正的目标。
  传国玉玺为传奇名玉和氏璧所琢，秦相李斯亲书八字小篆于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自秦始皇以来，传国玉玺便是中国至高皇权的象征，无数人梦寐以求，苦苦争夺。元顺帝被逐出中原远遁大漠后，此玺随之消失，再未在中原出现过。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说：“如今天下一家，只有三事未了，挂在心头。”其中一件便是缺少传国玉玺。
  朱元璋在世时，接连对蒙古用兵，除了防边的用意外，也有想得到传国玉玺的动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大才子解缙上万言书，即有“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之语。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十月，太学生周敬心上书，对此说得更清楚：“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臣民万口一词，是因为没有得到传国玉玺，陛下想要得到它罢了。”
  到了明成祖朱棣时，动机更加强烈。朱棣的皇位是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来的，被正统士大夫视为“篡逆”，这一直是朱棣的一块大心病。朱棣后来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为了改变这一形象，比如修建大报恩寺、大规模地营建武当山等。如果朱棣能获得传国玉玺，无疑会大大提高他“天命所归”的天子形象。因而尽管朱棣口头上说：“帝王之宝，在德不在此。”但他内心深处其实是十分想得到传国玉玺，所以才接二连三地大规模亲征，后来更是死在第五次亲征途中。然“五征漠北”并没有寻到传国玉玺，也未从根本上解决边防问题，终明之世，明廷与北方蒙古诸部始终关系不谐，兵火绵延。
  永乐十五年（1417年），瓦剌部实力最强的马哈木病死，其子脱懽继位，势力愈强。但此时瓦剌部西南境与东察合台国交界，双方开始互相攻伐。从永乐十六年（1418年）到宣德三年（1428年）的十年之间，瓦剌和东察合台发生过较大战争六十一次，而东察合台仅取得过一次胜利。瓦剌部越来越强盛，然而，东察合台也对瓦剌的军事力量产生相当的牵制作用，极大地缓解了明朝边境的压力。
  明宣宗宣德三年（1428年），东察合台国歪思汗死，国内四分五裂，实力大减。瓦剌既无西顾之忧，其势力开始向东发展。宣德九年（1434年），瓦剌部脱懽攻杀鞑靼阿台及汗及阿鲁台，又攻杀瓦剌贤义王太平和安乐王把秃孛罗。如此，脱懽便统一了鞑靼和瓦剌两大部。脱懽欲自称可汗，但他并非黄金家族成员，按蒙古惯例不具备可汗资格，于是暂立鞑靼别部酋长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脱懽自称丞相。脱脱不花仅领有阿鲁台余众，大权仍然归脱懽掌握。脱懽的势力强盛后，更进一步向南发展，经常进扰甘州、凉州等地，对明朝北边威胁日趋严重。
  明英宗正统四年（1439年），脱懽病死，其子也先继位，自称太师淮王。当时脱脱不花仅在名义上保有鞑靼可汗的称号，实际上瓦剌和鞑靼两大部的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也先大规模出讨蒙兀儿斯坦，并与沙州、赤斤蒙古[13]诸卫首领通婚；东破兀良哈，胁逼高丽；使东至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各部，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北连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皆受其约束。向南，则逼明朝边疆。此时，瓦剌在也先手中，已经形成了所谓“两虏合一”的局面，势力达到极盛。
  瓦剌虽然强盛，但蒙古地区基本上是游牧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需要用畜牧产品交换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因而尽管瓦剌也先完成了霸业，还是不得不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
  正统三年（1438年）四月三十日，明英宗朱祁镇允准在大同开立马市，专供瓦剌部进行互市。
  当时马市交易分“官市”和“私市”。官市由瓦剌方面卖马匹，明朝官府发给“马价”金、银、绢布若干。因瓦剌主要是以马匹同明朝官府进行贸易，所以官市又习称马市。私市则是瓦剌方面用马、骡、驴、牛、羊、驼、皮张、马尾等物，跟明朝商贩交换缎、绢、、布、针线、食品等物，但禁止买卖兵器、铜铁等。另外，还有明官府发给“抚养”金银若干，这就是所谓“款虏”。
  马市形式上是互市，其实是明廷定期送给塞外各部族一批财物，藉以缓和他们对边疆的侵扰。这种互市若是处理得当，确实是对双方有利的，明廷能够得到一部分马匹，明朝边塞的百姓也可以暂时得到安宁。
  然而瓦剌不满足于仅仅与明朝有朝贡贸易关系，经常借朝贡名义，大肆讹诈明朝财物。当时明廷对进贡国家的使者，无论贡品如何，总要有非常丰厚的赏赐，而且是按人头派发。按照定制，瓦剌每年来京的贡使不得超过五十人，而正统四年（1439年）以后，瓦剌每年派到北京的贡使多达两千人。明朝赏赐供应瓦剌贡使的费用十分浩大，仅大同地方每年的供应费即达三十余万两白银。瓦剌贡使还常常虚报名额，冒领赏赐，稍不满意，便故意在边境上制造事端，还抢掠沿途财物，更私自大量购买弓箭，夹藏在箱箧里，运出塞外。
  今年春天，瓦剌首领也先再度遣使者两千人到北京进贡马匹，而诈称有三千人之多，并要求按虚报名额给予赏金。执政大宦官王振曾接受也先贿赂的良马，常明里照顾瓦剌使者，但当他发现也先谎报人数过多后，觉得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命礼部按实际人数给予赏赐，并削减了赏金和马价。
  也先又效法历史上的匈奴、回纥，为其子求娶明朝公主。明廷通译马云贪图也先财物，也想炫耀自己的权威，竟谎言道：“大明皇帝已经允许。”也先大喜，贡马千匹作为聘礼。明廷这才得知究竟，大吃了一惊。在明朝历史上，还没有公主出塞和亲的先例，也先这一要求自然被明廷拒绝。被激怒的也先认为明朝在戏弄他，遂以明朝失信为名，兴兵侵明，即为此次边关警事之缘起——
  也先亲率一军直扑明军重镇大同。在瓦剌军的步步紧逼下，“大同兵失利，塞外城堡，所至陷没”。明军屡战屡败，大同镇参将吴浩迎战也先于大同北猫儿庄，败死。驸马都尉井源等四将各率万骑出击，大败，“四万骑无一还者”。而今更是传来总督军务的西宁侯宋瑛及大同主将武进伯朱冕阵亡的消息，足见大同亦是岌岌可危。
  朱骥听巡城御史邢宥说有人告发兀良哈使者是蒙古瓦剌派来的奸细，忙接过匿名书信，刚扫了一眼，尚不及回答，杨埙已先“呀”了一声，道：“适才于侍郎不是说瓦剌也先正大举侵明吗？看来这封信中所言确有其事。适才闯入兵部车驾司的假军士会不会就是瓦剌奸细？不然哪有那么巧，刚好他们要混进兵部官署时，两方使者便莫名打起了架。”
  朱骥随即会意，兀良哈与日本使者适才在鸿胪寺门前大打出手，多半是兀良哈故意所为，好引开兵部守卫的注意力，让贼人有机可乘。
  邢宥这才知道有人冒充军士大摇大摆闯入兵部一事，却大感不可思议——
  自明仁宗朱高炽以来，明廷一改过去主动出击的方针，转攻为守，对漠北蒙古采取“脱扰塞下，驱之而已”的政策，诫边将“毋贪功”。由于蒙古是游牧民族，入塞志在劫掠财物，往往来去如风，极少攻打城池，因此明蒙两军交战并无常势、阵法，作战策略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形势。由于距离前线路途遥远，战机又瞬息万变，兵部根本控制不了。也就是说，对蒙古一方而言，所谓的兵部机密文卷并无太大价值。
  朱骥听了邢宥分析，亦觉得有理，道：“蒙古人虽然彪悍，却都是直来直去，盗窃机密文书这种事，实在不像他们的风格。”
  杨埙却不同意，道：“你们二位没听过‘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吗？以往大明与蒙古交战取胜，多仗火器优势。蒙古箭矢虽利，却无论如何不能与火器匹敌。那瓦剌太师也先号称是蒙古不世出的英杰，说不定他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想要出奇制胜，专门派了人来偷取火器图。”
  话音刚落，便有军士自兵部赶来，告道：“于侍郎命小的来禀报朱千户，车驾司失窃的是一卷《军资总会》。”
  朱骥“啊”了一声，不由得转头看了杨埙一眼，流露出极其古怪的神色来。
  邢宥是进士出身，是文臣，杨埙则是工匠，均不知道《军资总会》是什么。杨埙狐疑问道：“该不会真被我说中了吧？”
  朱骥叹道：“说对了，还真如杨匠官所言。”
  那《军资总会》是兵部内部机密文件，名为“军资”，内容却十分广泛，涉及行军设营、作战布阵、旌旗号令、审时料敌、攻守城池、河海运输、战船军马、屯田开矿、粮饷供应、人马医护等事项，极为详备。举例而言，内中收录的攻守器具、战车舰、船、各种兵器就多达六百种。
  杨埙忙问道：“书卷中有火器制造术吗？”
  朱骥点点头，道：“书卷中不但有详细的配制火药、造用火器之法，还收录有一百八十种应用型火器，如陆地用、水中用，又如飞镖式、地雷式。”
  邢宥道：“既然书卷如此重要，那我们还等什么？”欲即刻赶去会同馆搜查书卷、审问兀良哈使者一行。
  朱骥沉吟道：“杨匠官，你见过那两名贼人的面容，不妨跟我们一起去。”
  杨埙摇头道：“我不去，我劝朱千户也别去，只会白跑一趟。要我说，那书卷一定不会在会同馆中。”又进一步解释道：“兀良哈使者住在会同馆中，那可不是普通的旅舍客栈，是国宾馆，内外都有军士把守。那两名贼人又被我当场撞见，露了形容，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地到会同馆跟兀良哈使者交接联络的。照我推测，最大的可能是，贼人已携带文卷先行逃出京城了。”
  邢宥道：“兵部丢失的不是普通文书，既有人告发兀良哈使者牵涉其中，总不能就此置之不理。”
  杨埙笑道：“当然要理。我们兵分两路，我和朱千户去查那两名贼人下落。邢御史还是赶去会同馆，找个由头搜查兀良哈那干人。嗯，不能说是收到了告发的匿名信，如此只会打草惊蛇。最好是说日本使者丢了物品，怀疑是兀良哈人所为。当然搜也搜不出什么名堂，只能让邢御史了却一桩心事。”
  邢宥尚在犹豫，朱骥已经点了点头，道：“好，就这么办。”
  邢宥轻喟了一声，拍了拍朱骥肩头，道：“朱兄是锦衣卫千户，我是巡城御史，堂堂大明官员，竟然要听漆匠号令。”
  杨埙笑道：“邢御史没听过吗，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跟身份、官职无关。”
  朱骥又道：“邢兄，请你先去一趟兵部，将收到匿名投书一事禀报邝尚书和于侍郎，再请兵部长官派轻骑紧急知会边关要塞，仔细搜查出塞之人，以防《军资总会》文卷流出塞外。”
  邢宥道：“是，我这就去办。”走出几步，又回头道：“朱兄可知道国子监李祭酒正被戴枷示众？”
  朱骥点了点头，道：“嗯。李祭酒的孙子李骥还来向我求助，可惜我也无能为力。”
  邢宥摇了摇头，似是想说什么，终于还是忍住，拱手自去了。
  朱骥道：“这就请杨匠官随我去找画工，让他根据你的描述将那两名贼人相貌画出来，我好发出通缉告示，”
  杨埙道：“不，这一招在小地方管用，北京城太大，鱼龙混杂，就算锦衣卫几千校尉人人拿着画像出动，怕也难找到那两人。”
  朱骥道：“那么杨工匠可有什么好法子？”杨埙道：“按图索骥。”话锋一转，又问道：“适才邢御史说国子监李祭酒正被戴枷示众，是真的吗？到底怎么回事？”
  朱骥不能出力营救恩人，内心有愧，不愿多谈，道：“正事要紧，须得尽快找到那两名贼人，夺回文卷。”
  杨埙道：“那件事不急，李祭酒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可是命悬一线。”
  朱骥心下大奇，问道：“《军资总会》是兵部机密中的机密，目下失窃，落入敌国奸细之手，杨匠官为什么反而说不急？”
  杨埙道：“就算瓦剌太师也先得到了《军资总会》，没有懂行的工匠，他能造得出火器来吗？如果看本书册，就能造出称霸当世的武器，那不是人人都成鲁班了？况且制造火器需要物资，蒙古漠北之地，不是沙漠就是草原，连铁器都没有，哪里去弄造火药的硝石？”
  朱骥道：“但《军资总会》书卷落入敌人之手，可是危及我大明安危的大事。”
  杨埙道：“是，《军资总会》涉及朝廷机密，是很重要。但人命关天，就不重要吗？就算李时勉不是国子监祭酒，可他也是大明子民，眼下朱千户就能救他，为何不肯多花费一点时间力气，而偏偏要去管那卷《军资总会》？朱千户自以为以大局为重，不错，有国才有家，可没有了民，又哪里来的国？”
  朱骥明知对方是在狡辩，却又无力反驳，细细思量之下，竟觉得杨埙之语尚有几分道理。略微踌躇，便大致说了李时勉因得罪大宦官王振而获罪的情形。
  杨埙“哈”了一声，道：“私伐树木，破坏公物？亏王振能想得出这种罪名。”歪着头想了想，道：“听说李祭酒对朱家有恩，当年李祭酒被仁宗皇帝下令行金瓜之刑，能保住性命，全仗尊父朱指挥救护。目下李祭酒遭人陷害遭罪，想来朱千户心里也不好受，我给你出个主意，也许能救李祭酒。”
  朱骥不愿多提李时勉之事，就是因为恼恨自己无力营救恩人。他对杨埙并无好印象，尤其对方对兵部丢失机密书卷明明负有责任，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更显粗鄙低俗。但接连听他言语，又不似见识浅薄之人，大概只是性情闲散罢了。忽听到他说有法子营救恩人，忙道：“杨匠官请说。”
  杨埙道：“王振是司礼监大太监，本无权逮捕朝中重臣，但既然他敢公然将李祭酒枷在国子监门前示众，必定是以皇帝的名义下发的诏令。无论皇帝有心无心，木已成舟。”
  朱骥道：“这我当然知道，李祭酒的学生也知道，国子监监生们正打算联名请愿，请求皇帝赦免李祭酒呢。”
  杨埙道：“皇帝金口玉言，圣旨已出，怎能出尔反尔？”
  朱骥多次在皇宫当值，亲眼见到皇帝与王振情若父子，皇帝不但尊重王振，还对其极为依恋，那份情意已远远超出了君臣及师生关系。听了杨埙的话，也觉有理，料想丘濬等监生多半会无功而返，说不定事情闹大后反而会更糟，忙问道：“那么杨匠官有什么好主意？”
  杨埙道：“要让皇帝收回成命！但却不能靠监生请愿，须得请出一位能拉转皇帝回头的人。普天之下，只有太后懿旨大得过皇帝圣旨，要救李祭酒，得请孙太后出面。”
  朱骥道：“可孙太后今日跟皇帝一道去了东郊礼佛，多半已经知道李祭酒这件事。明日又是她老人家寿辰，她哪有闲心来管？”
  杨埙笑道：“孙太后从来不会管闲事，所以我们不能直接去找孙太后，而是去找能管得住太后的人。”
  朱骥大奇道：“什么人能管得住太后？天下竟还有这样的能人，我怎么不知道？”
  杨埙笑道：“朱千户见到本尊就明白了。”也不多言，抬脚便走。朱骥不明所以，只得追了上去。
  东安门是皇城东门，东面正对玉河上的石拱桥。因大臣多由东安门进宫上朝，所以此桥又称皇恩桥。玉河东面虽是平民区，但因靠近皇城，居民俱是达官显贵，大名鼎鼎的东厂也位于这一带。
  杨埙、朱骥二人一前一后来到东安门附近的金鱼胡同时，朱骥这才会意过来，道：“原来是来找孙国丈。”
  孙国丈本名孙愚，后改名孙忠，自明宣宗一朝官任中军都督府[14]佥事[15]迄今。这官职地位不低，但只是挂名，不实领兵权，盖因孙忠并非武将出身，能官居显要，只是沾了女儿孙太后的光。
  孙太后本名孙莼，山东邹平[16]人氏。其父孙愚任永城主簿时，与彭城伯张麒[17]夫人相熟。孙莼幼时即生得姿色艳丽，美貌出众。彭城伯夫人来往于孙家，对她十分喜爱。彭城伯夫人之女张氏时为皇太子妃，夫人进宫探望女儿时，偶尔提及孙愚有女既贤且美。明成祖朱棣听到后，便命人接孙莼进宫，交由太子妃张氏抚养，作为皇太孙朱瞻基日后的嫔妃人选。
  孙莼在皇宫中长大，与朱瞻基朝夕相处，二人之间萌生了真挚的感情。然而朱瞻基身为皇太孙，是未来的皇帝，尊贵之余，亦有许多不足为外人道的无奈。他成人后，祖父朱棣亲自主婚，选中百户胡荣第三女胡善祥为其正妃，孙莼只立为侧室。尽管这改变不了朱瞻基对孙莼的宠爱，但名分却是一锤定音——
  胡善祥才是未来的皇后，而皇后是后宫的象征，也是国家的象征，母仪天下，被称之为“国母”，孙莼注定做不成国母。
  胡善祥被选为朱瞻基正妃，只因其大姊是朱棣的嫔妃，其人容貌远远不及孙莼，身体亦不大好，不为朱瞻基所喜。朱瞻基即位为明宣宗后，虽不得不册封原配胡善祥为皇后，但亦同时立孙莼为贵妃。为了表示恩宠，还特地在“贵妃”名号之前加了个“皇”字，孙莼由此成为明代第一位皇贵妃。
  按照明朝祖制，皇帝册封皇后时，要授予皇后金宝和金册，贵妃则有册无宝。但明宣宗朱瞻基为了安抚爱妃，专门赐宝给孙莼，由此开了贵妃有宝的先例，足见朱瞻基对孙莼的宠爱程度。
  朱瞻基又大力施惠孙氏族人，任命孙贵妃兄弟孙继宗、孙绍宗为指挥使，孙显宗、孙续宗为指挥同知，俱于府军前卫带俸不管事。又为孙贵妃父亲孙愚改名孙忠，官中军都督府佥事。
  但皇帝仍不满足，一心想扶持最爱的女人登上皇后之位，以母仪天下。胡皇后只育有顺德、永清两位公主，没有子嗣，朱瞻基想以此为借口废掉胡善祥皇后位，改立孙莼为皇后。但明代立国以来，还没有废后的先例。大臣们都劝谏道：“胡皇后没有什么过错，不能随便废立。”
  朱瞻基见群臣不肯依附自己的心意，很不高兴。有逢迎上意者献计道：“不如好好开导胡皇后，让她自己上表辞去中宫之位。如此，旁人便再无话说。”
  胡皇后也知道自己无力与孙莼争锋，遂同意上表，请辞皇后之位。但皇帝生母张太后一向喜欢胡氏的沉静贤慧，不喜欢漂亮可人的孙莼，坚决不同意。在立后这件事上，太后一言九鼎，有绝对的控制权，朱瞻基也无可奈何，只能拖了下来。
  刚好这时候有个宫女被朱瞻基临幸，怀上了身孕。这个宫女还天真地以为有了皇帝的骨肉，从此能过上好日子。孙贵妃也还没有子嗣，只生有一位公主，得知宫女怀孕的消息后，想出了一条偷梁换柱的计策，派人将怀孕的宫女软禁在密室之中，与外界隔绝，派心腹照看。孙贵妃自己则买通御医，对外宣称怀孕，并伪装了许多怀孕的迹象。
  当时孙贵妃深得明宣宗朱瞻基的宠爱，无人敢透露半点风声。朱瞻基明明知道真相，却因为太爱孙莼，假装不知情，任其作为。后来宫女顺利产下一子。孙贵妃马上派人处死了宫女，将孩子据为己有。就这样，这个冤死的宫女的儿子名义上就成了孙贵妃的亲生儿子。这个孩子也就是当今英宗皇帝朱祁镇。
  孙莼为隐瞒真相做了不少努力，严禁宫人议论此事，但仍有消息传了出去。不久后，长随内使喜安因诽谤罪伏诛，传闻便是因为他泄露了孙莼夺宫女子为己子一事。
  明宣宗朱瞻基结婚十年都没有儿子，对孙贵妃之子自然十分疼爱，“眷宠日重”。朱祁镇出生仅仅两个多月，就被册立为皇太子，成为明朝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皇储。母凭子贵，儿子成为孙贵妃争夺皇后之位最重要的筹码。在朱瞻基再三向张太后保证仍然会厚待原配胡善祥的情况下，张太后勉强同意改立孙莼为皇后。一心谋取后位的孙莼还假装推辞说：“皇后病痊自有子，吾子敢先后子耶？”
  胡善祥被废后，退居长安宫，号静慈仙师。张太后对无故被废的胡氏十分同情，特别加以关照，经常将她召到自己宫中，和自己一同居住。家宴时，还有意抬高胡善祥的地位，让她坐在孙莼的上座。孙莼经常因此怏怏不乐，但也无可奈何。
  跟当年宋真宗皇后刘娥狸猫换太子[18]一样，许多人都知道太子朱祁镇非孙皇后亲生之子，唯独当事人被蒙在鼓里，朱祁镇对自己的身世毫不知情，侍奉孙皇后如亲母。命运亦似乎格外垂青他，九岁时，他便顺利登上了皇位，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天子。当时他实际年龄为七周岁又两个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小皇帝。
  孙莼奋力当上皇后后，便再无作为。她虽因谋求皇后一位，导致胡皇后无辜被废而遭世人反感，但其与皇帝丈夫的感情却是千真万确。明宣宗朱瞻基在世时，二人情投意合，情比金坚。朱瞻基去世后，孙莼大半心思也跟随丈夫去了，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元气，无精打采，只安心以太后身份在后宫颐养天年，这次肯出紫禁城到东郊礼佛，算是极为罕见之事。
  朱骥见孙府大门紧闭，杨埙却要奔过去叩门，忙拉住他道：“明日是太后寿诞，孙国丈贵为国戚，多半也跟随太后去了东郊，此时应该还在回来的路上呢。”
  杨埙笑道：“我跟朱千户赌一顿酒，孙国丈一定在家。”
  朱骥家教极好，待人客气，即使他轻视杨埙时，也没有任何失礼之处，但一听到一个“赌”字，脸色立即沉了下来，喝道：“杨匠官，不要胡闹了，你到底有没有办法救人？”
  杨埙道：“咦，好端端地发什么脾气？我还以为朱千户是锦衣卫中难得的好男子呢。”不再理睬对方，几步跨上孙府大门台阶，拉起门环敲了两下，又扬声叫道：“孙老[19]，有客。”
  朱骥冷笑道：“皇帝、太后都去了东郊礼佛，孙国丈怎么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