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注意的一件事是，郭信认罪前，提出了面圣的要求，为法司所拒绝。他便请求见兵部尚书于谦一面，说是有重大机密相告。于谦因郭信曾遣使者与瓦剌太师也先联络，担心有更大的阴谋，于是亲往牢中与他见面。但兵部尚书很快便虎着脸走出牢房，显然并未得到希冀的信息。郭信具体说了些什么，无人知晓。
  郭信及其党羽很快以偷盗及谋害京营军士的罪名被处死，不分首从，一律斩首。郭信至死也未透露出与瓦剌内外勾结的具体计划是什么，又或许根本没有计划。但他却当面向主审官员刑部尚书俞士悦揭发了京营都督孙镗贿赂司礼监大宦官金英一事。
  法司查证属实后，金英被责令退回受贿财物，孙镗则论罪当斩。还是明景帝朱祁钰念孙氏在北京保卫战中立有军功，特别恩典宽恕，孙镗这才逃过一死。
  消息传开，人们不免有些不满，倒不是因为皇帝宽恕了京营长官孙镗，而是大宦官金英屡屡犯法，却总能逃脱罪责，在英宗朝如此，在景帝朝又是如此。当年大宦官王振扰乱朝政一事，会不会再度上演？
  说来奇怪的是，这件案子之后，纷纷流言逐渐消失，京城秩序也好转了起来，不复再闻有盗贼劫掠杀人之事。
  与此同时，瓦剌局势也悄然发生了重大变化。
  北元退走大漠后，黄金家族势力衰弱，蒙古诸部分裂，相互攻讦，各自为政，无力与大明相抗。直到瓦剌部脱懽统一了鞑靼和瓦剌，蒙古才重新强盛起来。但脱懽不具备当可汗的资格，于是立元朝皇族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脱懽自称丞相。脱懽死后，其子也先自称为太师淮王。脱脱不花仅在名义上保有蒙古可汗的称号，实际统治权完全操在也先手里，但脱脱不花一直有心成为真正的可汗。也先败退后，脱脱不花见也先势力受挫，决心主动向明朝贡马，以求与明朝结纳，取得明廷的支持。
  明景帝朱祁钰新即帝位不久，又厌恶瓦剌的贪婪及反复无常，不愿意接受。但礼部尚书胡濙和吏部尚书王直等重臣认为，可以利用脱脱不花和也先的矛盾，采取离间之计。于是朱祁钰勉强召见了脱脱不花的使者，温言抚慰，还特别加以优待。
  也先很快便得知了消息，心中大为恐慌，担心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急忙派遣使者到北京，表明要送太上皇朱祁镇归国。
  有些大臣认为也先新败不久，蒙古内部又是矛盾重重，正是议和的大好时机。明景帝朱祁钰却不表态。他刚刚坐上皇位，享受九五至尊的荣耀与权力，怎么能听任太上皇归国，再还政给兄长呢？
  兵部尚书于谦认为明廷局势刚刚稳定下来，一切正在步入正轨，也先此举毫无诚意，分明是与郭信合谋内外联兵不成，又以送归太上皇来扰乱大明政局。他不愿意节外生枝，挺身而出，大声道：“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要中了敌人的伎俩。”
  这时候的于谦，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加上新皇帝对他言听计从，司礼监首领太监金英和兴安也都支持他，自然没有人敢反对他的意见。于是，也先议和的提议被严词拒绝。
  同时，于谦担心也先以太上皇的名义与边将私下议和，特请明景帝朱祁钰下诏，命大臣与各要塞守将不准私自与也先联络。
  于谦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力保大明江山社稷。他没有想到的是，尽管他率领军民打退了瓦剌的进攻，但还会有更大的风波到来，他一句“社稷为重，君为轻”，已经给他自己埋下了引祸杀身的种子。
  明廷拒绝和谈后，为了防止也先再度进攻，于谦重新布置了国防军事，首先着重加强保卫京师的力量，并进一步加强了边关的防御。
  转眼就是景泰元年（1450年），因为是闰正月，这个年过得特别长。投降瓦剌的宦官喜宁又给也先出谋划策，怂恿也先从宁夏进兵，夺取山、甘苑马寺六监的马匹，切断明军马源，然后长驱直入，直趋江南，将英宗皇帝朱祁镇安置于大明陪都南京，重新立朱祁镇为帝，使其与弟弟景帝朱祁钰对抗。如此，明廷内部必然分化为两派，一旦动荡不稳，瓦剌就能有机可乘。
  也先对喜宁十分重视，只是他刚刚吃了一个大败仗，元气还没有恢复，南京又远在大明腹心之地，对此建议不免有些犹豫。
  刚好这时候，明军河间戍卒小田儿因对上司不满，转而投降了瓦剌军。小田儿颇有眼光，也向也先献策，建议瓦剌军可由紫荆关南下，直趋山东，夺取明朝漕运重地临清[8]。而北京的军需粮饷全靠大运河支持，一旦截断大运河的运输，便能给明朝廷以重创。也先听后大为振奋，决定冒险一试。
  也先先派兵进攻宁夏，打算实现宦官喜宁的计划。但明边防守军早有准备，瓦剌军一时不能得手。也先便采用老法子，再次进攻大同。大同总兵郭登闻讯主动率军出城迎击，离开大同城数十里后，与瓦剌大军相遇。
  郭登登高遥望，只见瓦剌军有将近一万人，密集如蚂蚁，而郭登手下不过八百骑。郭登部下将士人人惊惧，纷纷要求赶紧退回大同。
  郭登反驳道：“我们此时离大同城将近百里，一旦退走，瓦剌必来追击。不等我们入城，人马已经疲倦，一定逃不过瓦剌的骑兵。”说完拔剑道：“敢言退者斩。”
  众人不再言退。郭登身先士卒，“径薄敌营”。八百明军一齐呼啸冲锋，呼声震动山谷。瓦剌军不知明军虚实，惊慌后退。郭登一直追击到大同西北的栲栳山，斩敌首二百余级，尽夺所掠而还。
  自土木堡之变五十万明军大败后，明朝边将无人敢轻易出战，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也只是以守为主，最终仗着城头火炮厉害才击退了瓦剌军。郭登以八百骑破瓦剌军万人，是土木堡之变后明军在塞外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郭登退入大同后，料想瓦剌军必来报复，除了在城头装备新锐炮石火器外，又发动军民在大同城外挖掘了一条纵长的深堑，里面安置有“搅地龙”“飞天网”等新式武器，地面覆盖土木，看上去好像平地一般，一旦敌军被诱进围中，发动机关，顷刻间便陷入堑中。此后，大同大小数十次战斗，郭登未曾挫败，因此被推为战功第一，封定襄伯。
  也先见明军一改新貌，已大不同往日，便又打起了英宗皇帝朱祁镇的主意。他让朱祁镇写下亲笔信，催促明廷派大臣“迎驾”。闰正月，小田儿混在瓦剌使臣当中前来送信，想要探听明廷动向。于谦早有密令，让各边防守军严密缉捕瓦剌间谍，兵部侍郎王维认出了小田儿，将其诱斩于阳和城外。
  而此时身在塞外的英宗朱祁镇也意识到小田儿、喜宁的重大危害，尤其是喜宁，一日不除，他就一日不能回朝。之前京营将领吴瑾逃走时，朱祁镇已密令他设法除掉喜宁，后又多次与身边侍臣袁彬和哈铭商议，想设法暗杀喜宁，除去这一心腹大患。
  喜宁有所察觉，抢先动手，将袁彬和哈铭从朱祁镇身边诱出，命人捆绑起来，打算以酷刑杀死。幸好朱祁镇意识到不妙，及时赶到解救，还搬出了妻子及也先弟妹阿挞剌阿哈做援兵。
  经此一事，双方矛盾明朗化。喜宁虽不敢对朱祁镇下手，但亦敌意深重，时时在也先面前进谗言。朱祁镇为了自己的安危，不得不奋力反击。他和袁彬、哈铭经过周密商议后，主动求见也先，请求派遣使者去见母亲孙太后，如果由孙太后下令同瓦剌议和，新皇帝朱祁钰也不敢不听。
  也先深觉有理，但又怕朱祁镇指派的使者与孙太后暗通消息，决定派喜宁充作使者。除了信任喜宁外，还因为喜宁是宦官身份，久在宫中，跟孙太后熟识。朱祁镇却故意不同意，称明廷上下深恨喜宁，一见到他，就会立即杀了他。喜宁对此倒毫不畏惧，一是他深知明廷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二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
  也先仔细考虑后，想了个两全其美的法子，让被俘虏的明锦衣卫百户高磐陪同喜宁出使，以证明喜宁是太上皇朱祁镇的“钦差”。
  喜宁带着高磐等人先来到宣府西北野狐岭，扬言奉太上皇朱祁镇之命，前来索取礼物。宣府守将本来是杨洪，瓦剌进军北京时，杨洪奉急诏率两万人入卫京师，大破瓦剌军于霸州。之后论功，杨洪由原封的昌平伯进位为侯，并留在京师负责训练京营，兼掌五军都督府的左府。此时宣府守将为左都督总兵官朱谦和杨洪次子都督佥事右参将杨俊。
  喜宁一行人先遇到了巡逻的都指挥江福。听说太上皇使者到来，江福立即款待接风。高磐趁喜宁不备，将一封密信交给江福。江福装作上茅房离开，展开密信一看，为明英宗朱祁镇亲笔书信，命明军务必趁此机会杀了喜宁。
  江福读了密信后，心领神会，立即进城去调兵。喜宁见江福久不回来，起了疑心，站起来便打算离开。高磐冲上去将喜宁牢牢抱住，刚好江福带兵到来，就此将喜宁擒获。
  喜宁熟知明军虚实，当时明廷上下尽以喜宁为患，曾经下公告说：“凡是擒斩喜宁者，赏黄金千两，白银二万两，爵封侯。”
  都督佥事右参将杨俊因此起了冒功之心，上奏说喜宁为自己所捕获。喜宁随即被押送到京师。但杨俊并未能因此而封侯，明廷认为杨俊是边关重将，捕获喜宁是职责所在，只将他晋升为右都督，赐金币[9]。
  对于喜宁的处置，在明廷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喜宁虽然危害极大，罪该万死，但他此时是瓦剌首领也先的得力谋士，备受信任。正值也先一再作出议和表示之时，明廷如果杀了他，势必会触怒也先，搞不好狼烟又起，朝廷上下都因此而犹豫不决。
  只有兵部尚书于谦一人坚持要杀喜宁，奏称道：“喜宁本朝廷之腹心，而反为胡虏之腹心，本胡虏之仇敌，而反为朝廷之仇敌，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虏有轻视之心，祸乱无可弥之日。”
  于少保一言九鼎，遂不复再有异议。当年二月十七日，喜宁被凌迟处死。
  三月，悲愤交加的也先分兵入寇庆阳、朔州、大同、阳和、偏关、乱柴沟、天城、野狐岭、万全卫等处，边关警报连连。
  大同参将许贵上奏，请求朝廷立即派人同瓦剌讲和。于谦答道：“前遣指挥季鐸、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况我与彼不共戴天，理固不可和。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亦不得和。贵为介胄臣，而恇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并因此而切责许贵。
  自此，边将人人主战，无人再敢言讲和。
  从三月到五月，边关战事不断，明军和瓦剌军各有胜负。
  六月，也先又带着英宗朱祁镇来到大同城外，表示要送还太上皇。郭登决定将计就计，率领众将领在月城内“迎驾”，同时在城上设伏兵，等太上皇一入城，就立即放下月城的门闸，由此救出太上皇。
  布置就绪后，郭登打开城门，出城大叫道：“来将既送归太上皇，请令太上皇先行，护从随后。”瓦剌不予理会。也先送朱祁镇将要到达大同城门时，发现了明军设有埋伏，大为惊骇，匆忙挟持朱祁镇逃走。因为朱祁镇人在军中，郭登也不便派兵追击。
  至此，也先无计可施。在一切阴谋诡计都行不通的情况下，他才意识到奇货不一定可居，不得不考虑到底要如何处置英宗朱祁镇这个烫手的山芋。
  在土木堡被瓦剌军俘虏后，明英宗朱祁镇的待遇颇为优厚。也先对这位对手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下令每二日进羊一只，七日进牛一只，逢五逢七逢十都大摆筵席，逐日进牛奶、马奶。漠北天气寒冷，也先还命令妻子献出“铁脚皮”，给朱祁镇御寒暖脚之用。
  也先甚至还对明朝使臣道：“大明皇帝与我是大仇，自领军马与我厮杀。由于上天的意志，使他落在我手里。众人劝我杀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颜帖木儿使早晚恭敬，不敢怠慢。你们捉住我时，留得到今日吗？”
  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表面的文章。朱祁镇始终只是个俘虏，他几次被也先挟持入关，风霜雪雨，跋涉甚艰，无一日不胆战心惊，可谓吃尽了苦头。身边可以信赖者，只有袁彬、哈铭二人。
  袁彬字文质，江西新昌[10]人。父亲袁忠亦为锦衣卫校尉，任职近四十年，一直充当皇帝近侍。正统四年（1439年），袁忠告老还乡，以三十九岁的儿子袁彬代其校尉职。袁彬虽因老成持重而得到长官朱骥信任，但校尉只是一般的卫士，地位卑微。原本袁彬一生也会跟父亲一样，一辈子平平淡淡，波澜不惊，但就因为他被选中跟随朱祁镇亲征，并在土木堡被瓦剌俘虏，之后一直随侍在朱祁镇身边，从而改变了他的人生。
  朱祁镇与瓦剌首领交涉，甚至包括吃饭穿衣、行走睡觉等事务，全由袁彬承担。漠北寒冷，每到夜晚，北风呼啸，冰冷刺骨。过惯了优裕日子的英宗朱祁镇哪里吃过这种苦头，往往彻夜难以入眠。袁彬便与朱祁镇睡在一个被窝，用自己的腋窝为皇帝暖脚。每逢随军转移车马不能行时，袁彬便背着朱祁镇行走。经此患难，君臣二人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朱祁镇对袁彬极为依赖，一刻也不能离开，史称“帝居漠北期年，视彬犹骨肉也”。袁彬曾经水土不服，感染风寒，一度病重，发烧不省人事。朱祁镇急得不知所措，不顾帝王之尊，趴在袁彬的背上大哭起来。不料经朱祁镇这么一压，袁彬出了身大汗，“汗浃而愈”。
  哈铭原本是蒙古人，“幼从其父为通事”，跟吴瑾等京营将领一样，都是吃明廷俸禄长大的蒙古人。他因为会说蒙古语，被俘后，一直留在朱祁镇身边充作翻译，被皇帝亲切地称为“哈回子”。他并未因为自己是蒙古人而倒戈，反而一力维护朱祁镇，还险些因此被叛徒喜宁杀掉。
  在险恶的处境下，君臣三人相依为命，之间结下深厚的情谊。朱祁镇每每“独居氈庐，南望悒郁”，全靠袁彬和哈铭宽慰。喜宁抓住了二人后，“帝闻，如失左右手，急趋救”。当时情形千钧一发，喜宁将袁彬和哈铭捆了起来，打算以五马分尸的酷刑处死。朱祁镇阻止不成，干脆不顾皇帝尊严，扑上去紧紧抱住袁彬、哈铭，喜宁无法下手，又因也先弟妹阿挞剌阿哈赶到说情，才只好作罢。
  瓦剌一方中，也先亲弟伯颜帖木儿及其妻阿挞剌阿哈对英宗君臣也极为友善。阿挞剌阿哈是典型的蒙古女子，纯朴天真，对天朝皇帝相当尊重。明朝使臣曾带来大量衣物送给朱祁镇，结果未到皇帝手中，便被伯颜帖木儿的手下瓜分光了。
  朱祁镇很不高兴，他见阿挞剌阿哈对自己态度恭敬，便让哈铭前去传话，要求阿挞剌阿哈将衣物归还。哈铭却不肯，还振振有词地答道：“不可，虎口中夺食也。纵得之，非己有。”
  朱祁镇勃然大怒，亲自动手打了哈铭。阿挞剌阿哈知道后，忙将衣物追回，如数归还给朱祁镇。结果不等朱祁镇穿上身，喜宁又赶来将衣物全部抢走。朱祁镇这才感叹道：“哈回子言是，非己有也。”
  既然敌人阵营中还有善人，朱祁镇当然也在阿挞剌阿哈身上打过主意，他命哈铭去游说阿挞剌阿哈，请她在丈夫伯颜帖木儿面前进言，设法放自己归国。
  阿挞剌阿哈道：“我女人何能为？虽然，官人盥濯，我持侍巾蜕，亦当进一言。”
  伯颜帖木儿听了妻子的话后，没有明确回答，而是提了一只野鸡，来与朱祁镇一起喝酒。酒至半酣的时候，伯颜帖木儿打了个比喻：“大海水潮时，有一大鱼随潮落在浅水滩。彼大海中鱼，如何浅水中住得？这大鱼急还归大海中，潮水不到，如何去得？一旦时到，潮水接着浅水，这大鱼还归大海也。上可宽心，时至自不能留。忧或成疾，悔无及矣。”意思是劝英宗耐心等待，时机一到，便可回朝。
  为了安慰朱祁镇，伯颜帖木儿还让他住在自己家中，饭菜汤水都是阿挞剌阿哈亲自动手操办。朱祁镇对此自然很是感激。但塞北条件艰苦，即使是伯颜帖木儿这样的大贵人，也只是住在牛皮帐中，帐外便是牛羊马匹，居住条件十分恶劣。瓦剌的食物也尽是牛酪马乳、羊羔兽肉，对吃惯了山珍海味的朱祁镇来说，那腥味简直难以忍受。有时候，朱祁镇还会想起后宫成群的美貌嫔妃，那滋味更是苦不堪言，嗟叹下泪，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大有李后主“天上人间”的感慨。
  每当这种时候，袁彬和哈铭便设法排解朱祁镇的苦闷。三人在瓦剌军的监视下，游览了不少塞外名胜，如汉朝的苏武庙、李陵碑、昭君庙等。苏武当年出使匈奴，被拘禁十九年，不肯屈服，庙中供奉有他当年出使所持的旌节。而李陵碑除了纪念汉朝名将李陵外，据说还是宋将杨业一头撞死殉国的地方，碑下记有杨业殉国的年月及宋将潘美破番的事迹[11]。这些名胜古迹，以往汉人来访，都要徘徊凭吊，感慨万千。对于身份际遇特殊的朱祁镇而言，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
  而对英宗君臣来说，最难过的还是在德胜门外的那几个晚上，自己的家近在咫尺，却不得门而入。难怪跟着朱祁镇的袁彬向着北京城哭道：“我母在城，不得一见，奈何？”
  朱祁镇对明廷不肯接受也先的议和建议，不派重臣来迎驾是相当不满的。尽管他知道这可能是也先的阴谋，但他还是因此而怨恨主战拒和的于谦。
  等到喜宁在朱祁镇的精心计划下被杀，朱祁镇很为自己的智谋而得意，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大喜道：“逆阉受诛，我南归有日了。”
  也先却是恼羞成怒，再一次以送太上皇回京的名义，挟持朱祁镇南下。大同总兵郭登，也就是英宗的至亲，终于同意开城门迎接朱祁镇。那一刻，大同城门大开，朱祁镇一步步走近，欣喜若狂。但希望之门在关键时刻关上了，也先发现郭登事先安排了埋伏，朱祁镇再一次被带回漠北。
  几经心理上的大起大落，朱祁镇的失望可想而知。他几乎已经认定，也许这一生，他将再也没有机会回到中原。
  此时，明朝北边军力经过兵部尚书于谦的大力整顿，实力有了很大提高。尤其是于谦态度坚决，无论瓦剌采取什么手段，都坚决予以打击。瓦剌先后扰边，死伤颇多。也先再想像从前一样到中原掠夺财物，来去自如，已经不大可能。而瓦剌这样的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主，其他物资匮乏，从根本上决定了它要从内地获取必需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加上也先屡战屡败，在蒙古部落中已经丧失了从前的威信。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发挥威力，反而是一个负担。也先不得不开始考虑真心实意地与明朝讲和，送英宗皇帝回国。这样，至少每年朝贡能获得明朝丰厚的赏赐，马市也可以继续开通。最重要的是，英宗朱祁镇回国后，一定会与弟弟景帝朱祁钰争位，明廷也许会因此朝政大乱，这对瓦剌自然是极度有利的。
  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朱祁镇真正看到了归国的希望。但他的希望很快黯淡了，这次不是来自也先的言而无信，而是他弟弟景帝朱祁钰的态度。
  也先决意与明朝讲和后，面子还是有些放不下，先是授意阿剌知院，让他先派使臣到怀来贡马，借此试探明朝的态度。景泰元年（1450年）六月，阿剌知院又派使臣到京师，要求同明朝讲和，并表示也先有诚意要送回英宗皇帝朱祁镇。
  然而，此时的明景帝朱祁钰心态已经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当初不情愿当皇帝，是因为当时面临的是一个乱摊子：六师倾覆，强敌压境，直扑根本之地，明朝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皇帝的责任极重。朱祁钰受命于危难之间，大明朝廷风雨飘摇，岌岌可危，他怕万一担负不了重任，成为明朝的千古罪人。但现在，局势已经大大不同，瓦剌势力被遏制，大明重现天朝大国的势头。
  最重要的是，朱祁钰亲身体会到了皇帝九五之尊的荣耀。自古以来，从来没有哪个皇帝主动提出退位的，朱祁钰比任何人都能理解当年宋高宗赵构的心情，倘若宋高宗赵构真的迎回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个是他的父亲，一个是他的兄长，到底谁做皇帝？即便宋徽宗和宋钦宗仍然保持太上皇的名位，但宋高宗赵构为子为弟，行事岂能不受掣肘？
  虽则皇帝的私心众人都看在眼里，但朱祁钰却不便公然表示，只下令礼部聚群臣商议迎回太上皇一事。议奏久而不决，自然因为景帝不愿意英宗回来的缘故。四朝元老吏部尚书王直实在忍不住了，遂率领群臣上奏，认为应该遣使往报。
  朱祁钰得奏后，只派司礼监大宦官兴安出面，质问群臣道：“公等欲报使，何人堪为富弼、文天祥？”
  富弼是北宋大臣。辽重兵压境时，遣使求关南地，富弼奉命出使，如蹈虎穴。文天祥则是南宋大臣，元军进逼临安时，被派往元营中谈判，遭到扣押。凡此都需要胆量，兴安的意思是，根本没有人敢去。
  吏部尚书王直听了兴安的话，针锋相对地问道：“按照你的说法，莫非使太上皇陷虏，再当一次宋徽宗、宋钦宗不成？”
  王直字行俭，号抑庵，泰和人，与名臣杨士奇同乡。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及第，改庶吉士，授翰林院修撰，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几朝。在翰林二十余年，名气颇大。正统八年（1443年）迁吏部尚书，进少傅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在民间被称为“吏部天官”，意思是天官赐福，吏部尚书掌握用人大权，可以造福苍生。之后，王直一直在吏部担任长官，年益高，名德日重。
  兴安听了王直的反驳，当即哑口无言，不得不将群臣们主张遣使议和的意思回报景帝。朱祁钰又派兴安答复王直等人说：“你们的话说得很对，不过遣使亦非一次，每次不得要领。这回假使以送驾为名，来犯京师，岂非又苦了百姓？你们再好好议！”
  “再好好议”，就是表示皇帝不满意，你们再接着议，直到议出皇帝满意的结果为止。
  这“议”就这样一拖再拖了。瓦剌也先倒先沉不住气了，正式派了使者到北京请和。礼部尚书胡濙上奏说：“应该趁此机会，奉迎太上皇。”
  明景帝朱祁钰这次不可能再躲在幕后，只得亲御文华殿，召群臣会议。
  朱祁钰先说道：“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瓦剌断绝来往，卿等屡言和议，是何理由？”这态度已经很明确了，表示不想与瓦剌讲和。
  但群臣中不尽是只知奉迎上意的人。吏部尚书王直道：“上皇蒙尘，理当奉迎归国。今瓦剌既有意送归，请陛下务必遣使迎驾，免致后悔。”
  朱祁钰一听脸色就变了，说：“朕不是贪恋皇位，当初是你们非要让朕坐在这里，你们现在又出尔反尔，朕真搞不懂你们是什么心理。”
  朱祁钰显然是太急切了，还没有人暗示他应该让出皇位，只不过请他派人迎接回兄长，他便发了怒。群臣见皇帝如此失态，一时瞠目结舌，不知道该如何对答。
  还是兵部尚书于谦对朱祁钰的心意比较了解，景帝此时正患得患失，总以为群臣要迎太上皇回来，意在复位，因此站出来道：“皇位是完全确定了的，任何人不敢有其他的意见。不过就情理而言，应该速派人迎回太上皇。即使是也先使诈，曲在对方，理在我们，也就有话可说了。”
  朱祁钰听到自己的皇位有了保障，这话又是从他最信任的于谦口中说出，这才转怒为喜，忙对于谦道：“从你，从你。”
  商议后，明廷决定升礼科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大理寺丞罗绮为少卿，率领指挥马显等随员，于七月初一出发，持敕书出使瓦剌。
  李实字孟诚，四川合州[12]人，正统七年（1442年）进士。“为人恣肆无拘检，有口辩”。正因为他口才很好，才被临时赋予重任，出使瓦剌。
  副使罗绮当过巡按御史，颇有才干。正统九年（1444年）参赞宁夏军事，对西北颇为熟悉。后来因为得罪了大宦官王振，被谪戍辽东。景帝即位后，于谦因罗绮熟悉西北情况，特地举荐，让他官复原职。此次于谦又推荐罗绮出使瓦剌，自然是想要他借机观察瓦剌的虚实，以利将来的战守。
  李实心细，早早便发现手中的敕书只提了议和，没有迎驾一说。显然不是疏忽，而是有意为之。这令李实非常为难，倘若他到了瓦剌，提出要奉迎太上皇，便是得罪了当今景帝。倘若不提，他此行北上不就是白跑一趟？
  李实一行人出居庸关后，经怀来，过云州、赤城，出独石卫，入兴和卫，再行几日，即进入瓦剌境内。
  七月十一日，李实等一行到达了也先军营中。李实先向也先奉上敕书。也先为表诚意，立即派人陪同李实等人穿过了三十里草原，去见英宗朱祁镇。只见英宗住处“围帐布帏，席地而寝”，外面只有一辆牛车，马一匹。想来朱祁镇便是乘着这辆牛车，被挟持着四处奔波。李实一见之下，大为心酸。
  朱祁镇见到李实后，颇为激动，毕竟这是朝廷第一次派来议和的使臣。
  朱祁镇问道：“我在此一年，为何朝廷不派人迎接我回国？”李实答道：“自从陛下失陷在瓦剌，朝廷曾三次派人迎接，都得不到确实消息。最近见到陛下的亲笔书信，才派我来探问。”
  朱祁镇心潮澎湃，问了不少朝中情况。他也逐渐明白弟弟朱祁钰不希望自己回去，其实是怕他复位，便流着泪对李实说：“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请你转告朝廷，我回去后，只求做一个平民，便心满意足。”
  而李实竟然出人意料地犯颜直谏，问朱祁镇为什么那样宠信王振。朱祁镇黯然道：“王振没有死时，从没有人指责他不对，如今人人都把罪过推到我头上。”
  李实却不肯甘休，明白指出朱祁镇到此地步，全是因为宠信王振的缘故，并要求朱祁镇“请还京引咎自责”。朱祁镇当时没有发作，但却因此对李实怀恨在心，后来一复辟，就立即以“居乡暴横”的罪名削去李实官职，贬斥为民，这是后话。
  也先备酒招待李实时，也留意到明朝敕书中只说议和，不说迎驾，便告诉李实道：“大明皇帝敕书内只说讲和，不曾说来迎驾，太上皇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们的皇帝，是一个闲人。我还你们，千载之后，只图一个好名儿。你们回去奏知，务差老臣三五人来接，我便差人送去。”
  李实认为也先诚意求和，于七月十四日启程返京。
  半路上，李实一行意外遇到了另一队明廷派去出使瓦剌的人马，由右都御史杨善和工部侍郎赵荣带队。原来也先求和心切，接连派出了催促议和的使者，李实一行人刚从北京出发不久，也先派出的第二队使者便到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