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听得有仆人叫道：“张大夫来了。”
  杨埙便向蒯祥使个眼色，令其躺好，自己扶着朱骥到外堂坐下，再去开门，请大夫进来。
  那张大夫低着头，提着药箱，一步跨进门槛，便直奔内室。
  杨埙道：“喂，病人在这里。”忽见朱骥朝自己使了个眼色，心念一动，又改口道：“我跟大夫开玩笑呢，蒯老爷子在里面。张大夫请。”
  张大夫问道：“蒯匠官好些了吗？”杨埙道：“昨晚老人家受刺激中了风，而今口吐白沫，连人也认不得了。”
  张大夫道：“我知道，我昨夜来过。我开了些宁神的药，蒯匠官服下后可有好些？”
  杨埙不禁一愣。他见这张大夫神情鬼祟可疑，原以为是歹人假冒，却不想是真的大夫，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忽听到朱骥大叫一声，转头一望，他人已经晕了过去。
  杨埙忙奔出来，撸起朱骥臂上衣衫，却见他整条臂膀布满网状黑纹，如同刺青一般，甚是诡异。
  杨埙忙叫道：“张大夫！张大夫！”
  那张大夫应了一声，却是隔了一会儿才赶出来。正好于康进来，忙招呼道：“原来张大夫来了这里，这可实在太好了，我正找你。”
  张大夫只简略看了朱骥臂膀一眼，便摇头道：“治不得，治不得。”提了药箱急急出去。
  于康道：“喂，张大夫……”
  朱骥却又缓缓睁开了眼，道：“我没事……阿兄，你帮我在这里找间静室，扶我躺下。我这半边身子开始麻木，不能动了。”
  于康忙上前扶起朱骥。杨埙趁机进来房间，低声问道：“那张大夫可是奉歹人之命来送信的？”
  蒯祥道：“是，他说他妻子、儿子在对方手中，不得不走这一趟。两日后，他会再来取歹人要的东西，我拿不出来的话，我家人和他家人都要死。”
  杨埙问道：“那蒯老爷子怎么回答他？”
  蒯祥道：“我能怎么回答？我不是失去记忆糊涂了吗？”
  杨埙这才放心，道：“是了，蒯老爷子死死咬定这一条就好。千万不要心软啊，老爷子不交出东西，张大夫及其妻儿还有可能得救，一旦交了，他全家必定被杀了灭口。”
  蒯祥道：“我明白，可终究还是感觉是我牵累了他。”
  杨埙忙道：“这不是谁牵累谁的问题，歹人作恶，总会伤及无辜。老爷子，你安心躺着，我该出去忙了。”
  于康将朱骥临时安置在同一处院子的厢房中。杨埙跟进来问道：“朱骥怎样了？”
  于康道：“人已经昏晕了。”杨埙还不大相信，问道：“他真晕了？”
  于康道：“这还能有假？人晕过去前，还叮嘱我千万不要告诉璚英，以免她担心。”叹了口气，道：“看他这样子，怕是一日之内，毒性便要蔓延全身了。”
  杨埙道：“难怪那紫苏限定一日之内拿到郑和宝图，原来毒药药性也是一日之限。”
  于康只以为下毒加害朱骥与绑架妻子者是同一伙人，咬牙切齿地道：“想不到歹人如此狠辣，他们已经捉了玉珠，还要再用朱骥来多做一层保障。”又问道：“为什么杨匠官之前说紫苏向朱骥索要宝图的事是假的，只是为了转移视线？”
  真正知情者蒯祥、朱骥均已卧床不起，一个真的中了毒，一个虽是假病，却不能起身。杨埙一个人难以应付两头，不得不说了实情，只是未提张大夫已遭胁迫、被逼充当了信使一事。于康这才知道事情牵涉重大，愕然呆住。
  杨埙道：“于兄不必担心，朱骥之前已安排了大量人手搜寻玉珠，我也托请了不少朋友私下帮忙，应该很快就有消息了。”
  于康道：“歹人没有送信来，也许是见官府追捕正急，想等风头过去。我虽担心玉珠，但她总算有惊无险，倒是朱骥……该怎么办？”
  杨埙道：“郑和宝图收在哪里？”于康道：“朱骥说如果不在工部，多半就在文渊阁或是内府中。他原本想等我义父于少保下朝后，二人商议个可行的法子，却不想出了中毒这件事。”
  杨埙道：“如果事关玉珠，她是外来的媳妇，又是女子，于少保还有可能考虑妥协。朱骥中毒既是跟玉珠一案并没有直接关联，于少保一定会直接拒绝对方，决不会交出宝图。”
  于康道：“杨匠官倒是熟知我义父的性子。”
  杨埙道：“天下谁人不知于少保是社稷为重，君为轻。嘿嘿，能为玉珠向歹人屈服，即便只是有这个可能，已经是罕见的慈父柔肠了。”又道：“这件事，绝不能告诉于少保。不然他一定会调派重兵包围白塔，那时就算能捉住紫苏，怕是也得不到解药，不能解救朱骥了。”
  于康也同意此点，又踌躇道：“但我们没有宝图，始终换不回解药来救朱骥。”
  杨埙道：“实在不行，明日我去白塔会会那紫苏。”
  于康道：“你去？朱骥好歹还穿着一身锦衣卫官府，对方又不认识你，如何认出你，又怎么会相信你？”
  杨埙道：“朱骥中了毒，明摆着不能赴明日之约。紫苏显然也不会真的期待朱骥会出现，只要是跟朱骥或多或少有关系的人，她就会上前联络。我也有法子让她相信我。”
  于康道：“你没有宝图，如何能换回解药？”
  杨埙道：“我只能设法拖延。对方真正想要的是郑和宝图，不是朱骥的性命，一定会考虑我的提议。不过除此之外，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还要另想办法。上次我听朱骥说，礼部胡尚书医术高明……”
  于康登时眼前一亮，道：“是了，也许胡尚书有法子能救朱骥。”
  话音刚落，便有仆人进来禀报，说是礼部尚书胡濙到访。
  杨埙狐疑道：“怎么说曹操，曹操就到。这是不是太巧了？”
  于康道：“一定是我义父恳请胡尚书来救祖父。”忽又想起一事来问道，“那祖父装病这件事，要不要事先告诉胡尚书？”
  杨埙坚决地摇了摇头，道：“不能告诉。”
  于康却是不无担心，道：“胡尚书医术高明，万一他看出来怎么办？”
  杨埙失笑道：“胡尚书何等人物，就算他看出来，也不会揭破的。正如蒯老爷子所言，装糊涂正是本朝大臣所长。”
  于康半信半疑，一时不及思虑更多，忙出庭迎接胡濙。胡濙神色极为凝重，却又有一丝黯然。
  于康心中一紧，问道：“可是朝上出了事？”
  胡濙叹道：“出了大事！唉，大事！又有人要因此丢掉性命了。”
  * * *
  [1]丘濬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当年录取举子三百四十九名，前三名为一甲，另一百二十九名为二甲，后二百十七名为三甲。丘濬是二甲第一名，即总名次第四名。
  [2]安邑：今山西运城。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曾为夏朝都城。
  [3]后邢宥常年巡按天下，断处诸多疑案。明宪宗年间，升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赐玺书，巡抚江南十一府，总理江南兵民财赋。传闻他在任上时，有一民妇与他人通奸，被养子发现，恐被告发，便来个恶人先告状，反而先状告养子强奸了她。邢宥审问时，养子不作任何申辩，遂被判死刑。事后，邢宥发现狱中留有遗书曰：“孝子不言亲之过，邢公不明安在哉。”邢宥方知错斩了孝子，愧疚不堪，于是坚决辞官归隐。他回到故乡（今海南文昌水吼村），在东昆港北湄的山丘上盖了一间“湄邱草亭”，以读书写作自娱，因此自号“湄邱道人”。虽到晚年，仍手不释卷，“足迹未尝至城市”。邢宥与丘濬交谊甚厚。丘濬回乡探亲时，曾到水吼村探望邢宥。分别时，邢宥送行至琼山与文昌交界处的葫芦铺（今海南琼山大致坡镇）。后人为了纪念二人友情，特在当地修建了一座“约亭”。邢宥死后，丘濬（彼时已是内阁大学士）亲自撰写墓志铭。
  [4]“田盛”二字的音义，与“天圣”相似。
  [5]古代帝王即位后，便要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明英宗朱祁镇复辟后，将明景帝朱祁钰预营的陵寝毁掉。朱祁钰死后，以亲王礼葬于金山口（今北京玉泉山北麓），成为明代迁都北京之后唯一一位没有葬于明十三陵的皇帝。明宪宗朱见深即位后，复景泰帝号，将原郕王墓扩修为皇陵。嘉靖时（1522—1566年）又改建陵碑，并易绿瓦为黄瓦，使之符合帝陵规制。
  [6]英宗朱祁镇复辟后，不忘南内八年幽居生活，对小南城大肆扩建。据《明英宗实录》：“初，上在南内，悦其幽静，既复位，数幸焉。因增置殿宇，其正殿曰龙德，左右曰崇仁、曰广智。其门南曰丹凤、东曰苍龙，正殿之后，凿石为桥。桥南北表以牌楼，曰飞虹，曰戴鳌。左右有亭，曰天光，曰云影。其后垒石为山，曰秀严，山上平中为园殿曰乾运。其东西有亭曰凌云，曰御风。其后殿曰永明，门曰佳丽。又其后为园殿一引水环之，曰环碧。其门曰静芳，曰瑞光。别有馆曰嘉乐，曰昭融，有阁跨河曰澄辉，皆极华丽。天顺三年（1459年）十一月工成，杂植四方所贡奇花异木于其中。每春暖花开，命中贵陪内阁儒臣赏宴。”又据《燕都游览志》：“自东华门进至丽春门，凡里余，经宏庆殿，历皇史庋门，至龙德殿，隙地皆种瓜蔬，注水员瓮，宛若村舍。”明朝灭亡后，睿亲王多尔衮（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将小南城改为睿亲王府。当时清朝顺治皇帝在位，由多尔衮摄政，睿亲王府实为国家政治中心。后多尔衮死，被削王爵，其府遂空。时人吴伟业（号梅村，“冲冠一怒为红颜”《圆圆曲》作者，其事迹见同系列小说《柳如是》）有诗道：“松林路转御河行，寂寂空垣宿鸟惊。七载金滕归掌握，百僚车马会南城。”
  [7]束鹿：今河北辛集。
  [8]靖远伯王骥，与威宁伯王越、新建伯王守仁同为明代因功封爵的仅有文官。王越字世昌，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总制大同及延绥甘宁军务。曾尝三次出塞，收河套地。身经十余战，出奇取胜，动有成算。奖拔士类，笼络豪俊，人乐为用。以功封威宁伯。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世称阳明先生。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贵州龙场驿丞、庐陵知县、右佥都御史、南赣巡抚、两广总督等职，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因平定宸濠之乱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
  [9]当时的“回回”泛指伊斯兰教徒（其遵循的伊斯兰教法律被称为回回法），但也包括其他西域人（不一定信奉伊斯兰教，此西域泛指中国以西国家）。
  [10]麦加：伊斯兰教的主要圣地，在今沙特阿拉伯。因篇幅有限，郑和祖、父、兄事迹见同系列小说《孔雀胆》。
  [11]刘家港：位于今江苏太仓。起于南宋，兴于元代。元代定都大都后，为实现南粮北运的经济需要，重修大运河，新辟海运，使刘家港成为当时江南漕运和海运的集结地。极富传奇色彩的江南首富沈万三元末便寓居在刘家港，以方便泛海经商。入明后，明廷在刘家港兴建运仓，用于储存官粮，号称“天下之仓，此为最盛”。明嘉靖年间，因倭寇登岸侵掠，刘家港设重兵驻守。明末港口淤浅，海运遂衰。
  [12]渤泥：今加里曼丹。又郑和下西洋前后历经30年，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都是后来的哥伦布、麦哲伦所不能相比的。它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郑和下西洋大大加强了中国与南洋的联系，在世界航海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一页。直到今天，索马里、坦桑尼亚等国，还把当地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同中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地名叫三宝垄、三宝庙；泰国有三宝庙和三宝塔（因郑和叫三宝太监而得名），印度的古里和柯枝都建有纪念碑。
  [13]此文渊阁为明代明成祖朱棣所建文渊阁（已在明末战火中被毁），非今存清代乾隆所建文渊阁（位于今故宫东华门内文华殿后）。据明宣宗所言：“太宗皇帝肇建北京，亦开阁于东庑之南，为屋凡若干楹，高亢明爽，清严邃密，仍榜曰文渊。”可见明文渊阁位于紫禁城东庑之南。又，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南京明皇宫发生火灾，文渊阁及其所余书籍皆付之一炬。
  [14]当时明廷尚未修建皇家档案馆皇史宬（位于今北京天安门东边的南池子大街南口）。弘治五年（1492年），内阁大学士丘濬（即本书中的同名人物）上书皇帝，提出应收集整理历代的经籍图书，立为案卷保存，以备“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又建议仿照中国古代“石室金匮”之意，在紫禁城文渊阁附近建造一所全用砖石垒砌的重楼，上层用铜柜存放各朝皇帝的实录和国家大事文书，下层用铁柜保藏皇帝的诏册、制诰、敕书及内务府中所藏可用于编修全史的文书。但丘濬建议未得到采纳。直到嘉靖年间，明世宗才下令修建皇史宬，地址选在囚禁过英宗的南内以西。建筑为整石雕砌，殿内大厅无梁无柱，南北墙厚分别为6米，东西墙厚分别为3米。地面筑有1.42米高的石台，其上排列150余个外包铜皮雕龙的樟木柜，叫“金柜”，即能防火、防潮、防虫、防霉，且冬暖夏凉，温度相对稳定，极宜保存档案文献。初名神御阁，又称表章库，后改名皇史宬。
  第九章　风孰与高
  勘合是明廷颁发的朝贡贸易凭证，始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明廷朝贡贸易只是一种政治手段，但对于日本等国家而言，则是巨大的营利之机，甚至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尤其郑和下西洋后，东南亚与中国海陆来往频繁，亦带来了渐多的倭寇侵扰。明成祖朱棣遂实行海禁政策，只开放勘合贸易，即官方贸易，勘合因而变得十分抢手。
  花不常好，月不常圆。
  世间万物有盛衰，人生安得常少年。
  昨日朱颜如醇酒，今日俄然成白首。
  白首容颜渐枯槁，万事无心成潦倒。
  翁莫恼，自古人生无不老。
  ——于谦《翁莫恼》
  自明景帝朱祁钰亲生太子朱见济死后，复立太上皇之子朱见深为太子一事，便在朝野间传得沸沸扬扬。人们普遍同情太上皇朱祁镇的遭遇，就连他任由大宦官王振祸国殃民之事也慢慢淡忘了。而今，这股蠢蠢欲动许久的潜流，终于因监察御史钟同的一纸奏书而彻底爆发。
  钟同字世京，江西吉安人，景泰二年（1451年）进士，后授官御史。父亲钟复曾任翰林院修撰。当时大宦官王振专权，好大喜功，征发大军征讨云南麓川土司。翰林院侍讲刘球上奏劝阻，奏上不听。
  后来有巨雷震坏奉天殿，明英宗朱祁镇按照惯例下诏求直言。刘球与好友钟复约好联名上书，但钟复告诉妻子后，钟妻认为这会得罪王振，坚决不同意。
  刚好刘球来约钟复，钟妻在屏风后骂刘球道：“你自己上疏，何必连累他人！”刘球叹息道：“这种事，他竟然跟妇人商量！”
  于是刘球独自上书，后来果然被王振下狱害死，尸体都被肢解成碎片。刘球的长子刘钺只找到父亲的手臂，“裹裙以殓”。
  钟复见好友丧命，想到之前的约定，大为懊悔，不久病死。
  钟妻非常后悔，经常哭道：“早知尔，曷若与刘君偕死。”
  意思是，早知道如此，还不如让丈夫与刘球一起死，也落个忠臣之名。
  钟同经常听母亲提及此事，自小有心要做刘球那样的直言之臣，成全父亲之志。而今，他终于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上书请求重新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
  尽管不少大臣私下都认为应该复立朱见深为太子，但无人敢轻易提起。人人都知道明景帝朱祁钰私心极重，这事搞不好就要掉脑袋。而钟同此举，大有将生死置之度外之意。一时满朝文武皆惊。
  钟同率先上书这一天，骑马上朝，马竟然伏在地上，始终不肯起来。钟同拍着爱马之首，告道：“吾不畏死，尔奚为者！”马盘桓再三，这才站起来。
  钟同的奏书事先经过精心准备，先是大论时政，后面才提到复储一事，称：“父有天下，固当传之于子。乃者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臣窃以为上皇之子，即陛下之子。沂王天资厚重，足令宗社有托。伏望扩天地之量，敦友于之仁，蠲吉具仪，建复储位，实祖宗无疆之休。”
  明景帝朱祁钰当即就拉下了脸，很不高兴。但因为钟同的话比较委婉，朱祁钰不好当场发作，只得勉强按流程将钟同的上书发交礼部议奏。
  群臣见皇帝脸色不好，都保持沉默，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发言。长久的沉默中，朱祁钰自己也颇觉尴尬，于是主动询问宁阳侯陈懋的意见。
  陈懋字舜卿，早年随父陈亨参与靖难之役，之后立功封宁阳侯，镇守宁夏、甘肃等地，并屡次跟从明成祖朱棣远征漠北。之后又跟随明宣宗朱瞻基征讨平定朱高煦叛乱。明英宗时期，负责镇守甘肃。他是唯一一位以靖难之役功臣身份封侯并活至现在仍保持爵位的侯爵，且因其女是明成祖妃子，可以说是朱棣的岳丈，为在世的皇亲国戚中辈分最高者，无人能及。
  陈懋虽是武将，饱经世故，却尚有忠直之心，当即表示赞同钟同的提议。
  明景帝朱祁钰见陈懋不开窍，很是恼火，便转问吏部尚书王直的意见。王直很想直言，但又担心由此惹来大祸，于是老谋深算的他先“引罪求罢”。朱祁钰自然说直言无罪，于是王直表示赞成钟同。
  朱祁钰很不高兴，又询问其他大臣的意见。众大臣都默不作声，就连一向为群臣先的兵部尚书于谦也保持缄默，从始至终未发一言。
  朱祁钰本指望有人出来反对钟同，却不想陷入此等难堪境地，只好说“缓议”。明眼人都知道，所谓“缓议”，即是无限期拖延下去，直至不了了之。
  隔了一日，礼部郎中章纶依照事先与钟同的约定，再一次上书，陈言修德弭灾十四事，以令皇帝之“缓议”无法缓下来。
  章纶字大经，号葵心，乐清[1]人，出生在雁荡山麓南阁村。八岁入社学，燃枯竹为灯，夙夜苦读，所咏《寒梅》诗：“梅生山谷间，不与群芳异。霜冷雪寒时，清香满天地。”深受塾师章仲寅的赞赏，认为章纶将来“必树名节”。
  宣德六年（1431年），章纶入选府学，知府何文渊留署施教，学养大进。正统三年（1438年）中举人，次年上京会试，于途中寓所捡到一箱金子。章纶家境贫寒，却能拾金不昧，在原处坐候失主，传为一时佳话。
  就在这次会试中，章纶中二甲三名进士，授官南京礼部主事。景泰初，召为礼部仪制司郎中。章纶“见国家多故，每慷慨论事”，与同样胸有大志的钟同情投意合，结为好友。
  与钟同奏疏尚且婉转不同，章纶上书语气比钟同直接多了：“孝悌者，百行之本。愿陛下退朝后，朝谒两宫皇太后，修问安视膳之仪。上皇君临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亲受册封，是上皇之臣也。上皇传位陛下，是以天下让；陛下奉为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陛下与上皇虽殊形体，实同一人。伏读奉迎还宫之诏曰：‘礼惟加而无替，义以卑而奉尊。’望陛下允蹈斯言。或朔望，或节旦，率群臣朝见延和门，以展友于之情，实天下之至愿也。更请复汪后于中宫，正天下之母仪；还沂王之储位，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则和气充溢，灾沴自弭。”
  明景帝朱祁钰读到“上皇是天下之父，陛下是上皇之臣”一句，拍案震怒，再也顾不得面子，下旨立即捉拿章纶和钟同。
  当时日薄西山，天光已暗，宫门都已经上锁，不得出入。传旨宦官便将圣旨从门缝中递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