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一如看来，这帮人可远远没有躺平。
  首当其冲是柳条，她原本第二天可以享受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但还是五点多就喊赵一如起床去赶车。
  路边一碗清汤面下肚，她就开始向赵一如介绍情况：今天先去几个县城远郊的村庄，那里的孩子更加封闭、不好亲近，用这些案例做个示范，赵一如可以更快熟悉田野工作的法门。
  “有一点我要说在前头”，柳条突然严肃了下来，“我知道你的背景”。
  赵一如一愣，立刻表示“这对我的工作态度不会有任何影响…”。
  “你的态度我看得见”，柳条摆摆手，“我不知道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但是哪怕你将来会拥有以自己命名的基金会，现在也不要忘记：你存在的价值，不只是给基金会端水，要记住自己出发的原因”。
  看样子，柳条知道的比自己想象的多。
  没空留给她多想了。下车走了大半个小时山路之后，两人到达一间小学，现在正是晨读后的早餐时间，柳条从包里拿出一袋不常见的罐头零食，走进饭堂。
  孩子们应该是认识柳条的，但是看到柳条带了生人来，一开始还是有些腼腆。柳条不急不慢地说，赵一如也是驻扎在浦宁的志愿者姐姐，今天受家长委托，来给大家送点小菜，孩子们才叁叁俩俩的上前打招呼。
  接下来，柳条向赵一如展示了她超凡的访谈能力：她从孩子们的早饭，聊到早起和睡眠，再聊到做梦，观察了全场的反应，并且得知有几个男孩昨晚留宿在学校门卫室里，一个眼神示意赵一如跟进。她也专门和女生们聊了聊，知道大家在家都和谁一起睡，对这个安排怎么看待。
  她是个天赋异禀的控场者，无论内容怎么发散，她都能拉回核心的话题：讨论衣服够不够穿，她会关注性别对审美启蒙的影响、男生女生对内衣和个人卫生的态度；讨论吃饭，她会特别留意男女生的座位分布、有没有基于性别的分配失衡；最后聊到家庭，孩子们愿意分享的就更多了——父母间的关系、和祖辈同住的不便、对自己未来亲密关系的看法。
  是的，赵一如没有听错，小学高年级的孩子，完全有能力、更有意愿讨论亲密关系的问题。
  当然，他们的想法还很幼稚，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也停留在“结了婚生活就好了”、“生了孩子就不痛经了”的层面，但赵一如能感觉到，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普及，让他们拥有了和城市孩子几乎一样的成熟度，关注类似的话题——尽管知识和见识仍然落后，以往那种“山里孩子更简单、想法更少”的偏见，扇了她一个大大的耳光。
  早饭闲聊过后，两人趁着孩子们去上课，迅速总结了这个学校孩子们的家庭状况、性格观念和相应年龄分布，挑选出几个值得深入的话题、将合适的访谈对象分了组，等着课间的时候一一展开。
  赵一如还顺带替他们收拾了早饭的碗筷，柳条忍不住笑她：
  “别这么积极，热情要一点点消耗，你这释放的太快了”。
  很快柳条也被惊喜了一回：赵一如学习能力很出色，在柳条的示范下，从大约第叁天独立访谈开始，就渐入佳境。
  她不擅长面对大量人群，可是一旦面对个体，便能激发出不容忽视的共情和理解力，话题转换流畅，从孩子们口中了解到了不少留守儿童获取外界信息的流行渠道和障碍，以及他们对家庭生活的认知和困惑。另外赵一如记性很好，访谈内容不需要现场笔记，后续转车时直接输入电脑记录，往往和录音笔相差不大。
  每天晚上回到宿舍，赵一如都会整理好一天的工作纪要，确保“当日事，当日毕”，第二天一上车就开始进入工作状态。
  “有你这个效率，调查怕是一个月就能完成的七七八八”，柳条在周四回程的车上感叹道。
  “都是你前期工作做得好”，赵一如发自内心，柳条对每个村庄、每个学校的踩点都很精准，节省了她大量精力，“孩子们好像都认识你，你应该没少下田野吧”。
  “我一般不用‘下’这个字”，柳条笑笑，“我是浦宁人，田野工作就是回家”。
  原来柳条是浦宁人！
  那既然回浦宁，为什么不去家里住呢？赵一如刚准备开口问就止住了。
  不是所有人都有家的，就比如自己，基本可以算作是个没有家的人。
  也或者说，没有家人可牵挂，哪里都可以是家。
  周五的晚上，姐姐们出乎意料地没有上街聚餐，而是早早熄灯睡觉。
  周六一大早，赵一如就被他们乒乒乓乓的动静吵醒。她用尽洪荒之力睁开眼，看见几个姐姐一改往日衣着，穿上了灰暗的冲锋衣，正在收拾背上的大包。
  “这是…怎么回事？”大清早火盆已经熄了，只伸出个肩膀来都冻的够呛。
  “来不及解释了，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上车？”圆脸姐姐笑着问她。
  赵一如不知道自己是好奇心作祟，还是“既然醒了也就别睡了”的佛系心理驱动。总之，视早起为生命之敌的她，在这个不需要工作的周六上午，还是迅速起床跟着姐姐们上了车。
  再说了，研究者的休息日，怎么能叫休息日呢？只要好奇心够强，天天都是工作日。
  车子慢慢驶出小院，姐姐们开始分准备好的干粮——一人两片面包、一盒常温奶。赵一如这才从柳条口中听到今天早起的原因。
  小型基金会的维系其实是很难的，但是柳条供职的机构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创收之道：承接商业化的慈善落地任务。
  比方说，有不少地方政府、知名企业、演艺名人，都有做慈善的意愿，也有这样的必要，但他们不可能养一个团队专门负责这种事情，所以常见的做法是直接捐钱给大型公益组织。
  “但你说红会、大基金会啊这些地方，也不可能替你专款专用，顶多给你个捐赠证明，多没排面”。
  所以就出现了更小型的外包机构，它们从大机构甚至捐赠人手中直接拿经费，开展全程透明的在地活动，有精心设计的项目名称、文案和口号，按照“客户”要求定期反馈。费用方面，除了日常运营和人员工资，不多收取服务费。
  但他们也会设计一些研究项目，作为捆绑产品请求资助，比如赵一如现在参与的这项研究，就是大型基金会资助的。
  “你可以理解成，我们是这个行业的自由职业者”。
  今天的工作，是一位东洲当红明星的粉丝募资，想要资助一个慈善项目，为明星提升人气、打造人红心善的形象。
  既然是人红心善，那还有什么比“关爱留守儿童”更合适呢？
  团队要做的事情，是在县城外的高速口和运送物资的卡车接头，开到村里之后分发，顺便陪孩子们玩一玩、探望一下老人们。
  当然，通稿素材是必须要有的。
  “具体去哪个村庄，是咱们自己决定吗？”赵一如对这个流程非常好奇。
  “大多数时候是的”，正在开车的娇小姐姐回答，“但也不排除有些人想要指定，比如觉得某个村镇名字好听、吉利什么的”。
  “蛤？”做慈善难道不是需求先行？求神问卜选择资助谁算什么鬼？
  “不过现在这种也少了”，柳条分析道，“行业寒冬，明星们的日子不好过，想尽办法立人设出通稿，也不太挑了”。
  赵一如对此有一肚子疑惑：这种层层外包的运营模式，难道不是一种行业腐败吗？几位姐姐看起来也是责任感满满的人，为什么可以接受这种隔靴搔痒的模式？还有，自己参加的这项研究，既然是拿大基金会的资助，那知识产权到底在谁手里？
  “我就知道，她会有这么多问题”，柳条笑着对另外几个人说。
  按照柳条的理解，这种模式当然是一种腐败。如果任由这种腐败蔓延，那么受伤害的最终会是那些得不到有效资助的弱势群体。所以她们这种团队的存在，就是希望在已经腐败的当下，尽量抠出肉来喂给有需要的人——明星疯狂吸金，粉丝心甘情愿被割韭菜，这些钱进入资本机器可就出不来了，不如来个“黑吃黑”，歪门邪道说不定可以办好事。
  “可千万别说我们有责任感啊”，黑衣姐姐冷面道，“我们当初就是太有责任感了，一个个的不是加班晕倒，就是被扯进鸡毛蒜皮里挨过打。我们现在就想‘打好这份工’，平时划划水，周末出来游山玩水、跟乡亲们聊聊天，收入还不比东洲少！”
  另外几个姐姐点头表示赞同。
  拿浦宁这穷山恶水的当旅行？几位姐姐也太会安慰自己了，赵一如心想。
  “别听她瞎扯，整天就知道躺平”，柳条白了黑衣姐姐一眼，“知识产权你不用担心，我有位法律系的朋友帮我设计了条款，研究数据属于我个人，我会授权给你用的”。
  赵一如一下子吸收了这么多信息，只能点头如捣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