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从崖州逐渐外流的人口可不仅仅只是卫所体系的农兵，事实上整个崖州的劳动人口在近半年中都一直呈现出加速外流的状态——去向自然就是劳动力缺口极大的胜利港。
  以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和物资供应能力而言，如果某地大量涌入人口，势必会面临粮食和物资供应的紧张。但目前粮食已经不再是限制迁往胜利港移民数量的主要因素，恰恰相反的是，胜利港地区的居民得到的物资供应状况反而大大地好于崖州。特别是食品供应方面，由于执委会采取了伙食配给制，归化民在食物上的基本花费低得惊人，而伙食水平却远远高于生活在崖州的时候。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成本，如住房、医疗、教育等等，这些统一由执委会安排的项目让归化民节约了大量的费用，并且能享受到过去所不敢想象的生活水平。可以说除了名下没有拿到属于自己的土地之外，其他的一切待遇都要优于过去。而且土地也并非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按照海汉人所宣传的政策，只要取得归化民的身份之后好好做上几年工，等劳工等级升到一定程度就有望获得地租极低的土地。
  要是觉得时间太长等不及，还可以直接报名参加海汉民团，民团兵可是几年服役期满立刻就能退伍拿地的，这种待遇在大明治下连想都不敢想——卫所兵屯田屯来屯去都成了军头们的私产，可从没听说过军头把地拿出来分给下面的小兵。
  从1627年下半年开始，陆续便有一些经过挑选的“资深”归化民回到崖州劝说亲戚朋友迁往胜利港定居。在这些人的现身说法之下，崖州城内外很多社会底层人口开始主动外迁。截止目前，崖州城的居住人口已经比海汉人到来之前减少了将近四成，仍然留在这里的居民主要有四类人：一是吃公家饭的人，包括各个衙门和本地驻军，这都是被崖州城绑定的附属品；二是地方上的士绅大户，这些人基本都是轻易不会挪窝的；三是在周边地区拥有土地的小地主，听说海汉人那边不允许私人买卖土地，这些小地主自然也不愿轻易放弃目前的生活环境；最后一类是为数不多的自耕农，这类人留下的原因也与第三类相似，基本都是对海汉人处理土地问题的方法抱有极大顾虑。
  大量的劳动人口外流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崖州市面的逐步萧条，南门外的劳动力市场早就没了生意，现在根本不需牙行组织宣传，愿意去胜利港的居民自然知道在每月哪几天会有去往胜利港的移民船可以免费搭乘。由于本地已经没有多少油水可捞，当初为驻崖办组织移民的牙行现在早就不在崖州做买卖了，阵地也转移到了海南岛北边的几个城镇。
  城北的宁远河码头上也不再像往日那样热闹，由于胜利港的逐渐繁荣，海南岛南边的货物集散地已经不再由崖州城独领风骚，许多客商都明智地选择了税赋为零的胜利港作为货物的终点。而运货到崖州城的客商除了上缴税赋的负担之外，还将面临另外一个麻烦就是本地已经很难找到力工，就连货物卸船这件事都已经变得很麻烦了。而胜利港就绝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只要船上装的是海汉人所需要的货物，卸船这环节连一个铜板都不需要花费，劳务费用都全由海汉人自行承担。
  至于崖州城内则更显萧条，不管摊贩还是行人都比以前少了很多，一些做小买卖的店铺开始关门歇业，在外地有门路的人甚至已经开始兜售自家房产，准备离开这个死气沉沉的地方。目前崖州城主要的人口输入渠道，就只剩下了每年发配至此的那点犯人了。不过话说回来，现在崖州大牢里除了少量的重刑犯和******，其他犯人中的大部分也被送去了胜利港为海汉人打工赚钱。如果刑部派人下来视察，崖州大牢相关单位上上下下的人基本没一个能逃掉责任的。
  而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驻崖办却已经不声不响地占据了本地几样主要生活物资的市场。来自胜利港的海汉精盐，以及来自北越地区的精煤和稻米，都以极其低廉的价格迅速击败了本地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在穿越集团的调控之下，这几种生活物资的价格只有过去的一半，本地民众的接受度自然极高，并且因此而对海汉产生了更多的好感。而当这些基本生活物资的供应都被穿越集团所掌控，崖州城的未来走向其实也已经没有太大的悬念——驻崖办只要对这些物资的供应量稍稍作出调整，就足以影响崖州城的社会稳定了。
  不过对执委会而言，像张千户这种本地官员的担心的确有些多余，短期内执委会还不会下达直接占领崖州城的命令——正如张千户所想的那样，占下崖州城对穿越集团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更多的作用恐怕只是彰显出叛乱实质而已。
  穿越集团在三亚地区的发展规划，还是立足于胜利港，逐步向外扩张。随着劳动力输入速度的加快和外来海商客流量的逐步增加，执委会认为现在已经可以将新城区、新港区的建设计划列入到议事日程中了。
  所谓的新城区，就是指以三亚河、临春河两条河流水系所覆盖的临海平原地区，也就是另一个时空中的三亚市区区域。两条河在近海处交汇，然后通过一个狭窄的入海口注入大海，而紧贴入海口的内陆港湾是极佳的天然良港。早在穿越之初，第一次派出考察队去崖州的时候，就已经对这个港湾作过实地考察，相关的建设计划也早就摆在了建设部的资料库里，只等合适的时机来实施。
  如今穿越集团的劳动力充足，正是大干快上的好时机，建设部便再一次提出了开发新城区的计划。按照这个开发计划，今后的商贸、居住区将逐步从胜利港迁移到新的城区中，胜利港将慢慢过度为军事港口，而田独地区则将作为纯粹的工业区存在。
  虽然这样的规划可能会与现在的胜利港开发计划有重复建设之嫌，但这也是本地建设中必须经历的过程，因为胜利港的确不适合长期作为商住区来使用——随着田独工业区的建设进程，田独河水系其实已经开始出现了轻度污染。工业区在上游，居住区在下游，这种围绕田独铁矿进行的工业布局会在今后逐渐显现出更严重的负面影响，执委会可不想等到田独河变成黑水河之后才开始组织搬迁。
  按照建设部的规划，新城区将会围绕新港区来进行建设，仅仅是第一期工程，就需要投入劳工千人，整修新港河岸河道，同时要打通胜利港至新港区的陆上交通线，以便从大本营向工地上输送各种物资。以工程量而言，不亚于去年胜利港修建客货运综合码头的时期，不过由于人力上的状况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不会再像当时在劳动力需求方面那么捉襟见肘了。
  这个规划原则上已经得到了执委会的认可，不过对外公布的时间却还要往后再压一压——还有一个月就是穿越一周年的纪念日了，类似这种比较大的动作，届时都会作为周年庆献礼来对本地民众进行公布。
  三月三日，两艘“探索级”帆船在胜利港造船厂同期下水，开始进行最后的舾装工作。按照造船厂的进度安排，这两艘船有望能在周年庆之前完成舾装和试航，列入新成立的海军编制。同期开工的第三艘“探索级”帆船现在虽然还在船台上，但也已经进入了下水前的准备期，预计下水也就是一周内的事情。如果造船厂的手脚够快，三艘“探索级”同时入列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由于造船厂将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了“探索级”的建造上，更大的500吨级帆船的建造计划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海运部原本打算能在一月底之前完成设计方案并在船台上铺设龙骨，但实际上这个工作一直延续到二月中旬才得以完成。两艘新船下水的时候，500吨级的大船还处于组装龙骨的阶段，能够赶在上半年完工就算不错了。
  在代表军警部出席了下水仪式的第二天早上，陶东来便乘坐“闪电号”快速帆船悄悄离开了胜利港。他这次秘密出行的方向是广州，而之所以要对这次出行保密，执委会也是考虑到陶东来的身份比较特殊，如果海汉首领造访广州这个消息传出去了，难保不会有一些心思叵测的人动了坏心眼。
  陶东来这次广州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代表执委会对驻外单位进行例行巡视，在目前的驻外单位中，黑土港、涂山半岛据点、驻崖办，陶东来都已经去巡视过工作，就只有驻广办那边还没有去过。二来执委会也需要了解一下驻广办目前进行的金融机构建设工作的具体进展情况——说白了就是代表执委会到地方上核查账目。
  施耐德在新年时回胜利港参加完述职总结会之后，回广州时带去了足足十五万两现银和两千两黄金，作为驻广办开展通存通兑业务的启动资金。只要在驻广办办理了这个业务之后，海商们就不用再带着现银往返于胜利港与广州之间，只需有“海汉发展银行”开出的银票，就可以在驻广办或是胜利港的货币兑换中心直接换取足额现银，而且成色十足，无需再担心交易中的折色问题。
  有施耐德这个老牌金融诈骗犯在广州坐镇指挥，对于运行中可能出现的制度漏洞，执委会其实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施耐德本身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他肯定会比执委会这帮人考虑得更为周全。陶东来这次去的主要目的也只是看看具体的运作状况，并听取一下当地使用者的评价。
  从胜利港到珠江口的300多海里航程，“闪电号”仅仅只用了两天时间便完成了。但由于“闪电号”的外形太过惹眼，不适宜出现在广州城外，所以驻广办也早早就安排了船到珠江口外来让陶东来换乘。又花了一天半的时间，陶东来才终于抵达了广州城外的码头。
  为了避免引起闲人的注意，驻广办并没有倾巢而出去码头迎接陶东来，只有何夕带着张船匠的小儿子张千智，雇了一顶软轿等在码头上。接到陶东来之后简单寒暄几句，便安排陶东来上轿回驻广办。
  当然驻广办内又是另一番气象了，施耐德等人早就准备好了接风宴席，陶东来一进院子就被直接领到了酒桌上。
  陶东来看着这一大桌酒菜忍不住打趣道：“你们这个接风宴，超标了啊！别忘了我的任务可是来检查贪腐问题的！”
  “陶总，要检查那也是吃饱了才有力气检查，超没超标那要看你有没有吃好，你要是觉得这顿没吃好，那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超标，大伙儿说是吧？”何夕不由分说便将陶东来按在了主位上。
  陶东来自然也不会真的去计较驻广办这一顿饭价值多少银子，由于开展各种业务的需要，驻广办的财务自由度一直都相当大，日常千两银子以下的支出都不需要向大本营报备，只需在收支账上做好记录就行了。特别是何夕所从事的工作，有很多账目都是不适合公开的，相关的记录甚至连驻广办的一部分员工都没有权限调阅。
  当晚宴席上陶东来也没有主动提及工作上的事情，所有人都在酒桌上尽兴而归。
  第二天上午，陶东来才在书房中约见了施耐德和何夕，向他们了解驻广办目前的运作状况。
  施耐德先递了一本簿子给陶东来：“这是参与通存通兑大明商户的登记资料。截止二月底，福广地区共有十七家商户使用了我们的通存通兑业务，最低交易金额一千两起，最高单笔交易金额七万五千两，是上个月‘福瑞丰’的生意，总交易金额现在已经超过我们当初带来的本金了。”
  陶东来一边翻看簿子，一边微微点头。
  施耐德继续说道：“按照目前的交易趋势来看，驻广办这边的现银输入量还是远远大于了输出量，这与我们目前保持的进出口贸易顺差是基本一致的。现在驻广办还有存银二十二万八千两，黄金有将近四千两。现在我们在驻广办外围接着后罩房的墙又扩建了一个院子，专门用来办理对外的银钱来往业务，等下我带你过去看看。”
  陶东来抬起头道：“实际的运作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主要还是信用度的问题。”施耐德毫不掩饰地说道：“虽然我们的产品在两广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在金融领域，我们海汉这块招牌的信用度显然还远远不够。只有跟我们有直接贸易往来的商户，才会愿意使用我们开出的银票，而且这些商户出于安全考虑，基本都要求采用记名式银票，因此在市面上也根本不具备流通性。”
  “没关系，建立信用，让客户养成习惯，都是需要一段时期来慢慢进行的，这个不用太着急。起码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只要最富最有权势的这批人都开始使用我们的服务，向社会上推广就不会存在太大的难度了。”陶东来对于施耐德所说的问题还是给予了鼓励和安慰。
  在这个贵金属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年代里，想要推行信用货币的难度自然很大，这不但需要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同时也要得到社会大众的逐步认可才行。价值观的的改造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驻广办在大陆也不可能照搬胜利港的经验，直接废止了贵金属货币的流通。至少从通存通兑这个起点来说，以施耐德为首的金融部门所做的选择是极为正确的，这对于来往两地之间的客商具有极高的实用性，而且这批客商与穿越集团接触较多，“海汉”这块招牌在他们心目中的信用度也相对比较高一些。
  当使用海汉金融服务的群体越来越大之后，相关部门就可以开始逐步推出不记名的代金纸币，作为信用货币在市面上进行流通——当然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流通范围都只能是在社会上层人士的圈子里而已。
  银票这种东西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宋元明三朝都曾有官方发行的银票，可惜的是官方虽然有发行信用货币的眼光，却没有管理货币的专业人员，最后都因为随意增发而造成纸券价值大跌，最后不得不被官方自行废止。从宋仁宗到清末，前前后后搞了八百多年，最终都没能形成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而这种历史发展轨迹，正是施耐德等人下定决心要去改变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