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存款利息低或基本没有利息，票号的利润很可观，放款生息成了最大收益。7、8厘算是正常，1分也不奇怪。事情紧急，甚至能多达2分。如果票号不放款，那多半是自己经营贸易，利润只会更高。”
  “照这么说，票号应该很能发财，我怎么听说最近已有不少倒闭了呢？”
  “问题主要出在官款上。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票号因官款而盛，也因官款而衰弱。光绪末年，朝廷先后成立了中国通商银行、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大宗官款存到了更保险的地方；随即，凡省际间的大宗汇兑也脱离了票号圈。革命时期，各家准备不足，在人心惶惶的情况下，存款者大都前来挤兑，造成票号周转失灵，更有经理或携款逃跑或伪造账目，更造成了混乱，一家倒闭，其余纷纷受到影响。山西一地，倒闭者17家，现在还有5家在挣扎中，如果没有大的改观，他们距离倒闭的日子也不远了。”熊希龄认真地说，“想想就明白了，革命风潮起，奉天的银号也不是倒闭了很多嘛！”
  晋商票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虽然依赖官款，但不和官府同流，不愿合作。袁世凯曾想利用晋商开办直隶银行，没有一家从命，鹿傅霖筹备户部银行时也邀请晋商入股，亦无人响应。即便票号已面临银行的巨大威胁，宣统元年蔚丰厚的北京经理李宏龄牵头，试图联合山西各大总号，改设银行，还是因为各家各持己见，大都反对，因而最终胎死腹中。
  熊希龄看沈麒昌有些灰心，又宽慰他：“沈老，不碍事，那帮冥顽不化的家伙已吃到了苦头，如果不想举家破产，那这次会乖乖和我们合作。要不然，咱们有复生的尚方宝剑在手，他们也没办法，只不过给咱们增添了一点麻烦而已。”
  果然不出所料，在山西沈、熊二人受到了良好的接待，蓝天蔚对山西怀有满腔热情，很希望把这片土地搞活。无论是对于统一货币、开设现代银行，还是发展实业、兴修铁路，他都非常支持，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北方公司的实力和沈麒昌等人的能量，更重要的是他在政治上和秦时竹是一起的。同盟会日益堕落的种种行径，尤其是那些争权夺利、小肚鸡肠的事情让他颇为恼怒，他是老同盟会员，对同盟会有深厚的感情，但他清楚地知道，革命成功后的同盟会，已蜕化变质了，早已不是那个众志成城的革命团体了。宋教仁、汪精卫等人或醉心民主政体或和袁世凯等人眉来眼去，一点都没有忧患意识。他对此深深失望。
  对比看来，秦时竹就能耐多了，该打时不含糊，该罢手的地方也不拖拉。更为重要的是，秦知人善任，手下无一不是响当当的人物，对他蓝天蔚也是百般信任，不仅派军队将深陷绝境的革命人马救了出来，还让自己担任了山西都督。秦时竹的大气，不仅反映在他以诚相待的态度上，反映在他礼贤下士、谦虚谨慎的作风上，更反映在他行为果断、一心国为民的能干上。自吴禄贞被暗杀后，蓝天蔚深知政治的险恶，对中国的局势又分外看清了。纵观大局、宽厚仁慈的意识或许孙中山也有，但孙太理想化了，太天真了，做个革命鼓动家还行，但万万不适宜担任中国的领导；袁世凯能力也许是有的，但他的封建意思、独裁作风让蓝天蔚很不放心。
  在具体的事务处理上，秦时竹都能尊重自己的意见，虽然要拍电报请示，但这种往往是象征性的，秦时竹对他的方针从来就没有蛮横地表示反对，每次都以商量的口吻对待，这种虚怀若谷让他看到了民主作风。更让他感激的是，在秦时竹的具体筹划下，河东军政府顺利解散，军政领导顺利得到安排，甚至于守备旅的顺利成立，都是在秦时竹首肯和大力支持下实现的。稳定的内部关系为山西的长治久安增添了保证，此外秦时竹还答应在适当时机为七师和守备旅更新装备也让他喜上眉梢。
  因此，在人民党党义一出来后，他就如获至宝，仔细阅读，他尤其赞同“人民主义”和“四个现代化”的方针，在辽宁休整期间，他目睹了锦州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他触动尤大。中国太落后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就在于象东北这么搞。在政治上，他很赞同秦时竹的“民主集中制”，他坚持认为，一个国家总是需要一个明智的领导者，跟随秦时竹是最好的选择。蓝天蔚受过外国教育，对传统的忠孝思想已淡薄了很多，这种跟随，绝不是愚忠或盲从，而是高度的志同道合。
  人民党山西分部成立后，蓝天蔚不仅加入了人民党，也担任了重要职务。本来秦时竹属意由蓝天蔚担任分部书记，但蓝天蔚考虑再三，极力推举原谘议局议长，现山西议会议长梁善济担任，由议会搞政党工作在他看来也许更为合适。山西议会，杜上化为副议长，王用宾为秘书长，议员多新派人物，除少部分保持独立身份外，其余都加入了人民党……
  在政府中，除原来河东军政府首脑温寿泉、张士秀担任民政长、次长职务外，赵戴文担任了秘书长，崔廷献、李庆芳、南桂馨、徐一清、陈受中等都担任了政府职务，山西局势一天天安定下来。至于银行、财政，蓝天蔚早就很盼望能有一个总的整顿，在渠本翘和绅士谷如镛等人的协助下，和沈、熊二人一拍即合，达成了筹办中国人民银行太原分行的协定：
  1、太原分行为山西金融和现代银行之最高机构，经营省库，筹划全省财政；
  2、分行接受人民银行总行领导，但分行长需用山西本地人，副行长由总行派遣任用；
  3、分行总资本100万元，人民银行总行占其中一半，其余一半，部分由原山西官银号改组后出资，部分由山西各绅商认股，额满为止；
  4、太原分行成立后，各级政府公款一律存入该行，但需支付利息；
  5、山西官银号原有官贴，按照现有比价由太原分行统一收兑，一律兑换成人民币；
  6、人民币可随意流通，无论经济往来、完粮纳税均可使用，但太原分行应提供随时可兑换成银元之保证，在外地，凡有人民银行分行的区域，均应保证能实现人民币与银元的自由兑换；
  7、纸币发行一律由总行负责，太原分行本身无纸币发行权，但总行不插手具体存贷款业务，且发行纸币需有十足之担保；
  8、各类拟在山西境内发行的债券，需经过山西政府书面批准，太原分行方可予以承销；
  ……
  接着，沈麒昌代表北方公司，渠本翘代表保晋公司签订了开发山西境内煤铁各矿的协定。拟投资资本在600万元左右，北方公司占了8成股份，渠本翘占了两成，约定用机器新法采煤。由于目前到大同铁路不通，机器运转不便，拟先聘请技师做一整体规划，招募工人开始基础建设……
  最后，北方公司、保晋公司、太原分行、山西政府四方组成了山西铁路公司，签订了同蒲路、张绥路建设议定书，各方约定：
  1、同蒲路、张绥路为山西命脉，务必加紧建设，可利用外资以弥补本国资本之不足，可让渡部分利权，但主权必须操之在我；
  2、修铁路耗时甚久，耗资甚多，应当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修成一段，通车一段；
  3、两路无论轨距也罢，车辆行驶规则也罢，均要与京张铁路保持一致；
  4、各方同意，北方公司除现金外，还可以钢轨、设备等物资折算成股份，勘察、建设各方面工程师能聘请中国人完成的，尽量聘用中国工程师，所需人工、材料，能从山西境内取得的，应优先从山西获取；
  5、为保证铁路顺利动工，山西铁路公司首先必须积聚资本1000万元，除上述四方认购外，可发行债券予以支持，由人民银行发行，各地分行承销，债券利率暂定为七厘，不计复利；
  6、铁路公司委任山西富商刘笃敬为总经理，具体督办两路建设事宜。
  北方公司还和山西政府签订了协定，原先山西的官办企业，由北方公司负责改组为商办公司，一律折价变卖，由山西各界自愿认股。其实这些都是亏损累累、资不抵债的企业，根本就没有人愿意购买，北方公司象征性地支付一点股金后，全部收购门下，按照行业不同，组成了分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容家二子的提醒，禹子谟、秦时竹等得知“中华”等商标，由于内含国家、民族名称，用作注册商标不是很妥当。中国虽然还没有商标法出台约束这种行为，但大势如此，不得不提前予以准备。考虑到光一个英雄牌太过单薄，秦时竹思量再三，提出两个新的名字——“团结”和“自强”，寓以“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自强不息”、“长城永不倒，国货当自强” 之意。
  去山西时，秦时竹等人首先到了绥远。一方面是要看看绥远情况，另一方面，陪同前来的禹子谟要去看望女儿，禹敏前年嫁给了李春福，由于骑一师驻守绥远、大同，李春福就把家也搬到了那里。
  看到秦时竹和丈人来给自己拜年，李春福有点窘迫，按公，他是下级，论私他是晚辈，虽然过年时已以电报形式拜过年了，但毕竟没有亲自前往，心里总是搁着。
  秦时竹见状笑了：“现在是民国了，新年要有新气象，谁说上级不能给下级拜年，丈人不能给女婿拜年的？你镇守此地，责任重大，我们前来看看、慰问，也是理所应当。”
  “是，是！大帅所言极是，我到绥远，一日不敢懈怠，生怕出什么漏子！”自当时夺取锦州城不力被秦时竹批评后，李春福一直希望能奋发有为。
  “我看的出来，当地治安良好、商业繁荣，想来你的功劳不小。”禹子谟好好表扬了自己的女婿。
  “绥远民族情况复杂，汉、蒙古、回等各族杂居而住，我怕力不从心，还请大帅多派得力人手襄助。”
  “这个我心里有数，你要把绥远看好，千万别出乱子，有什么事，和当地那些有名望的绅商多商量。至于人手到时我会派的，眼下还是你当家。”秦时竹勉励了李春福一番，又问，“宋世杰是不是驻守在大同？”
  宋世杰是大同起义的英雄，由于李春锦被抽调协助宁武负责西路后勤，骑一旅后来就没了副旅长，升格为师时也没有了副师长，李春福征得秦时竹同意后，任命宋世杰担任了副师长。再加上新近被任命为参谋长的周维藩、副参谋长的傅政霖，构成了骑一师的主要领导层。
  “是，他和维藩都在那里。”
  “你们几个要齐心协力，精诚团结。不但要把兵练好，也要把当地秩序稳固住。” 秦时竹语重心长地交待李春福。
  “刚才我看大街小巷不时有人在走亲戚，而且女眷居多，更奇特的是，男家似乎都是本地人，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绥远盛行这种走亲戚的方法吗？”禹子谟感觉奇怪。
  “不是的，自前清以来，官府一直禁止汉族外出人口携带家眷，直到前两年才废除。因此绥远一直存在这种被当地人称为‘雁行’或‘跑青牛犋’的风俗，我初来时也觉奇怪，现在正是春节，故而络绎不绝。”李春福接着说，“绥远一直存在着男多女少的问题，常常一女事数男，苟且者多，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父母贪图微利，也不闻不问，风俗恶劣，我是深感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