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部尚书杨一清代替了马文升的职务，被朱厚照授予兵部尚书衔兼右都御史总督河套，以继续加强帝国对河套的统治和开发。
  杨一清是善于治军领兵的官员，安化王之乱被夸大的事件让朱厚照深刻认识到杨一清这种一个劲向往上钻营的官员不适合留在京城，留在京城这个大染缸里，只会让一个将才只知道内斗争权，还不如派去边镇建功立业。
  当然，让杨一清代替马文升坐镇河套，也是因为正德皇帝朱厚照没有要让大明止步于河套的意思，虽然现在的漠南与漠北乃至更北的地方对于大明而言不是很值得占领与开发的地盘，可在将来却是很值得开发的地盘，尤其是西伯利亚一带可是蕴藏了丰富的天然气资源。
  不过现在朱厚照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南方，北方在帝国没有足够的财力与军事实力前，没必要必要进行扩张，那样只会耗费帝国财力，而且没有价值，成为文官口中的穷兵黩武之象。
  朱厚照知道帝国的战略重心必须得从陆地转移到海上来，因为如今已经是大航海时代，且至此以后，文明的进步与财富的累积都将来自于海上，甚至真正的危机也将来自于海上。
  可一时，朱厚照也不知道自己这个皇帝还能为帝国在海上称雄再做些什么，更适合于海上行驶且航速更快的软帆船已经在芷江造船厂开始建造，而郑和下西洋时的宝船也在复建过程中，特命南京工部于南洋寻找良木。
  两广总督林廷选也奉命在两广训练水师。
  朱厚照发现现在帝国唯一缺少的还是为帝国在海上事业再铸辉煌的人才。
  首先是教育人才。
  要想让大明有更多的航海人才为大明开辟航路，以及更多的将才为大明称霸四海，就必须有更多的这类人才训练基地，前提也就需要更多精通航海知识与海战的教育人才。
  可现在的大明并没有专门教授航海知识与海战的专门人才，就连京师大学也没有。
  当然，在大明体制内善于航行甚至水战的人才还是有，甚至相关资料海上作战与航行经验也很丰富比如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宝贵图纸和文档。
  但这些人才大多数都需要朱厚照自己去发现统计。
  朱厚照打算在将来的某一天，把这一批海事人才组织起来，先建起一所海事学校，专门培养海事人才。
  这个海事学校只主要负责海事相关知识与技艺教授，而并不负责启蒙与基础教育。
  朱厚照能想象到的是，这所海事学校一旦建成，还会面临的一个问题会是无可招之学生。
  因为如果招不识字的平民子弟，海事学校还得先对其启蒙与基础教育，怎么也得三四年的功夫。
  而那些识字的士子儒生谁不是削尖了脑袋想要考科举中进士，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意识对他们来说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年轻的士子儒生没谁愿意从事举业以外的道路。
  这也是为何京师大学要只让进士出身的报名的原因，因为进士出身的没有举业压力，学习也就更为自由。
  朱厚照有时候真想直接废掉科举，但他又担心科举一废，士林阶层会彻底与自己这个皇帝决裂，甚至也不再对自己的大明王朝抱有最后一丝幻想，毕竟自己这等于夺了人家的进阶之路。
  何况在没有更好的底层民众升阶体系确立之前，自己废黜科举也会断了天下庶民尤其是大多数庶民地主的念想。
  对于帝国的百姓们而言，尽管考科举录取比例低，但好歹有个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希望在，可以不必因为没有希望而造反。
  朱厚照觉得自己唯一能做的就算增加对启蒙教育与基础教育的投入力度，把更多的大明百姓尤其是年轻人与孩童变成有一定知识水平的文化人，这样不满足于现状的读书人就会更多，录取比例低的科举就不能再满足于他们的成功需求，必然有更多的学子愿意选择海事或者其他途径实现成功。
  只要自己能够让百姓们意识到参与帝国的海事会有不菲的收入和不错的政治前景。
  其他行业的促进也是一样。
  但现在只能是先普及教育。
  “纳粮取盐”的盐政改革与吏治清明后，使得帝国节约了很多运粮方面的军费支出。
  而边贸的开启则使得边镇与帝国中央朝廷还增加了不少收入。
  清丈田亩更是让帝国拥有了更多的税赋，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增加了价值数百万两的钱粮收入，加上边镇屯田与河套新分之民田的丰收，帝国户部的税粮收入竟增加到了三千万石！这已经接近于帝国洪武永乐极盛之世的粮食收入。
  再加上皇家产业赚取的白银收入以及玉林城的矿产开发，大明现在的国库收入甚至已经超过了大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正因为有如此雄厚的财力支撑，朱厚照才能够加大对教育的投入。
  正德七年，新年伊始。
  朱厚照正式下诏，令各地督抚与提学使再扩充社学，且要求每村必须有一社学，旧有的社学已废弃的重新开办，没有社学的新建之村镇则立即开办社学。
  且社学纳入学政体系，由本县与提学使共同管理；
  社学先生给予同举人出身，教满四年可直接应会试；
  社学允许有多名先生，社学设一校长，赐从九品出身。
  同时，朱厚照决议分礼部之权，仪制清吏司所负责之学务单独成立一学部，由康海就任学部尚书，统领帝国学政，一改推行千年的六部之分。
  对于这种编制性的改革，引起的反对声音倒不大，最多是礼部的堂官们会觉得自己权力被分割，可如今礼部尚书杨一清刚转为边镇总督，礼部系统的官员又因为张昇、毛澄两任礼部尚书被杀而被大削威势，使得现在成立学部后，礼部也不敢拂逆朱厚照的意思。
  不过，为了达到精兵简政的目的，朱厚照还特地下诏，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礼部，着令内阁对其礼部事务重新订立，明确具体礼仪事宜和外务事宜。
  中央设立学部，便于更好的管理学政和推行教育，从此以后教育便不在仅仅是部务即礼部之事，而是朝廷之事，在制度上是由皇帝直接通过学部管理。
  学部第一任尚书康海作为第一个以四品以上高官身份去京师大学深造的官员，也懂得了教育的重要性，甚至社学的具体改革与学制改革也是由他亲自完成的。
  比如要求考中县学者便可直接入县学，县学满五年可直接考府试，府学满三年可直接考院试。
  依据大明现有的财力，在内阁与户部、学部廷议后，朱厚照决定在社学实行四年义务教育制，财政由中央朝廷拨付。
  且朱厚照为表示为振兴大明治学之事，顺利推行强制性义务教育，下旨皇家税务局每年需拨出三成榷税收入给学部，以专门作为大明治学之费，而朝廷国库也应拨付相应收入给学部。
  因为考成法以政绩为唯一升迁官员标准的缘故，因而学政本就是地方官最为积极之事，如今朝廷拨付重金助学自然更加地方官更加积极响应，而百姓们倒也不反对，毕竟他们也知道读书是好事。
  可事实上却也并非如此，低收入的百姓家庭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入学校，至少不是全部的孩子，毕竟他们需要足够的劳动力为家庭增加收入，哪怕是给财主放个牛也好。
  尽管官府免费，但落在实处，在一些底层官员与胥吏以书本费、笔墨费等名目下，还是继续收钱，所以一时间，朝廷虽然投了不少银子，真正能进入学堂读书的平民孩子一时还没多少。
  甚至一些底层官员与胥吏为应付上面检查，还强制性把平民子弟抓进社学读书，同时也强制性要求平民子弟缴费，如此反而没有让平民子弟享受到朝廷免费教育的恩惠。
  朱厚照听闻后自然也不客气，直接下旨将这些官员胥吏处死，在狠狠地杀了几批后，底下的官员胥吏也有很多老实了许多。
  无论如何，尽管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尽管地方的实际推行效果与中央朝廷的本意有所不同，但到底还是有了很多庶民家的子弟有了接受教育的机会。
  严嵩在担任南直隶巡抚后便开始尽心遵行着朝廷下达的推行强制义务教育的事，而且与其他地方不同，他还严格按照朝廷旨意在社学里增设算术与常识两科，且要求自正德七年起，南直隶的学员考试增考算术与常识两科，就算八股文做的好，算术与常识不合格者也不得入学。
  江南士绅对此是极为反感，纷纷联络本乡官员上奏弹劾严嵩这是本末倒置，背儒令学子习下九流之学。
  但朱厚照对此并不反感，以南直隶地区素来文风荟萃为由，允准严嵩在江南搞新学政改革，且要求学部主持之会试与殿试也增设算术一科，甚至还得考一科常识，以避免以后的进士又大都只知四书五经。
  朱厚照这么一表态，举国哗然！皆以为此乃乱国之举，一些颇有风骨的大儒甚至表示自己和自己的弟子将不会再参加科举，以此来表达自己对朝廷过于注重非儒之学问的抗议。
  南直隶鹤山书院山长黎佑民便在江南地方所办的报刊上公开表示，自己书院的学子和自己将不会再参加南直隶下一科乡试，以此表达对南直隶巡抚严嵩不独尊儒术的抗议。
  南直隶巡抚严嵩与王阳明不同，不强权处理，只也在报刊上发告示言下一科乡试已奏请朝廷恩准，扩招三十名。
  而也正因为此，等到南直隶乡试到来时，黎佑民的学生纷纷参考，甚至考中者不下十人。
  其他扬言为抵制增加算术与常识而不参加科考的士子也一样，大都嘴上说说，到考试的时候还是乖乖来考。
  而黎佑民对此极为恼恨，直接扬言以后入自己书院者不得参加科考，声言自己只收专心儒家孔孟之道的人为学生。
  结果，报名入鹤山书院的新士子寥寥无几，黎佑民最后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大多数人读书为的还是功名利禄，真正愿意治学的人不多，但也因此让他愈发觉得自己与自己书院的清贵，他和他书院里还在坚守的学生们迷一般的自视清高了起来。
  朱厚照新设学部且改革学政立新学制后，像黎佑民这种顽固不化，宁愿舍弃科考也要独尊儒家理学的人倒也不少，但随着学习新学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也越发的成为了异类，被社会主流避而远之。
  这些顽固的大儒也不再收到帝国统治者的欢迎，他们没法再以善治圣人学而被皇帝召见被朝廷照顾，使得这些大儒或多也对朝廷也有些不满或者说是失意。
  宁王则趁此机会，招募了更多的这样的大儒入幕，这让他越发觉得兴奋，在一些大儒的吹嘘下，认为自己是天下民心所向，从而更加坚定了要造反的心。
  为了获得更多的大儒支持，宁王越来越谦恭有礼，也越来越醉心于儒家理学之道，每日必定听一大儒谈经论道，甚至还频频向孔家示好。
  孔家也开始同宁王眉来眼去，不过这孔家作为卖国经验丰富的世家，自然也不会轻易上宁王朱宸濠的贼船，也只暂时和宁王进行一些买卖上的来往而已。
  但无论如何，因为宁王的求贤下士以及尊儒尊孔之风与皇帝朱厚照的好杂学不开经筵甚至大改学政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儒都加入到了宁王的幕下。
  朱厚照开始发现随着正德七年学政改革后，朝野间关于宁王的好评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政治情商比较低的大儒竟然开始公开赞誉宁王是贤王。
  宁王自己倒也没有意识到他自己越是这样高调反而越容易造反失败，他反而觉得越容易成功，在他看来，朱厚照做不到的，只要他能做到，就能证明他自己比朱厚照更适合当一个好皇帝。
  因而当宁王听说朱厚照又收了几个宫女后且还连续几日不上朝只在后宫嬉戏后，越发的开心起来，觉得自己大业可成。
  而跟随宁王的幕僚们也没有几个有真才实学的，也跟着贬低朱厚照吹嘘宁王，甚至还有比宁王更加疯狂要求宁王现在就举兵造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