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诸霸有三个特点。第一，除晋国姬姓外，其余都不姓姬。齐姓姜，宋姓子，秦姓嬴，楚姓芈（读如迷）。吴国号称姓姬，越国号称姓姒（读如四），其实无姓。第二，除晋和宋在中国（中原）外，其余都在边缘。齐在东夷，秦在西戎，楚在南蛮，吴和越在百越。第三，称霸的顺序，是先黄河后长江。具体地说，是先在黄河下游（齐），然后黄河中游（晋和宋），然后黄河上游（秦），然后长江中游（楚），最后长江下游（吴和越）。
  这可堪称“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
  连接起黄河长江的，是晋和楚。实际上从晋文公到楚灵王，霸主的位子基本上是由晋楚两国轮流坐庄的。这一百年间的历史，又可以分为晋国主霸、晋衰楚强、晋楚相争、晋霸复兴、晋楚共霸五个阶段。10其间，由于楚人北上争霸，晋国的霸主地位只能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同样，由于晋国南下联吴，楚国的扩张受阻，野心难以实现。这才有了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中原地区暂时获得了和平。历史的舞台，则从黄河流域南移到长江流域。演出的大戏，也由齐、宋、晋、秦、楚“五侯争霸”，变成楚、吴、越“三国演义”。
  所以，楚人北上争霸，晋国南下联吴，都意义重大。
  意义不仅是政治和军事的，更是文化的。我们知道，作为春秋诸霸中唯一的姬姓大国，晋人实际上是两周文明、华夏正宗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吴国虽然自称姬周之后，却其实是蛮夷。实际上，说吴人是姬周胄裔，原本就很可疑，因为谁也拿不出证据。相反，他们“断发文身，裸以为饰”，却是事实。
  可见，就算吴人的先君太伯和仲雍是姬周，也早被蛮夷同化了，因此“弃在海滨，不与姬通”。11问题是几百年过去，他们都一直不与姬通，现在为什么通了？因为深知落后就会挨打，这才锐意向中原诸夏学习。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季札，甚至专程前往保存两周礼乐最完整的鲁国，在那里观摩学习，对周礼周乐顶礼膜拜，其热情一如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人。于是到阖闾的时代，吴国的文明程度竟然已经“比于诸华”，12跻身于华夏民族之林了。
  吴国的崛起，并非没有原因。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发展中的族群对先进文化的向往，也理解了他们为什么要自称姬周胄裔。那与其说是对自己历史的远古记忆，不如说是对华夏文明的身份认同。同样，我们也能理解诸姬、诸夏、诸华为什么会认可吴人的说法，那其实是对自己文化和文明的自信和自豪。
  一个秘密，也由此部分地揭晓。
  是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有三个唯一。其中之一，就是第一代文明中唯一不曾中断延续至今的。13所谓“第一代文明”，就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者，包括苏美尔、埃及、印度河、夏、克里特、奥尔梅克，号称“六大古代文明”。这六大文明，其余五个都湮灭和陨落了。唯独夏文明，发展为商，发展为周，发展为华夏，发展为汉唐，发展为中华文明。其中奥秘，竟在何处？
  有三个词极为关键：华、夏、中国。
  中国一词的最早文物证据，在何尊；最早文献证据，在《尚书》和《诗经》。何尊是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何尊所说的“中国”，指成周（洛阳）。《尚书》和《诗经》所说的“中国”，包括商，也包括周，还包括遵守周礼的中原各国。可见那时的“中国”一词，有三层意思：一、天下之中；二、文明程度最高的邦国和族群；三、传统文化所在地。
  与此相关的概念，是华夏。夏指地区或邦国，叫诸夏；华指人民或族群，叫诸华，也叫华人和华族。华夏合起来，称为中国。
  界定一个地区或邦国是不是夏，人民或族群是不是华，看文明程度。文明程度高的就是，低的就不是。衡量标准，在春秋就是周礼和周乐。因此，遵守周礼的中原诸侯自称中国，把周文明圈以外的楚、吴、越看作蛮夷（楚、吴、越则称前者为中国或上国）。甚至就连秦，虽然占有宗周旧地，也被看作戎狄。14
  然而争霸战争把这个成见打破了。在黄河与长江的交响中，华夏改造着蛮夷，蛮夷也影响着华夏。最后，秦、楚、吴、越，包括被他们吞并和改造的其他蛮夷戎狄，都加入到同一行列里来。中国的范围扩大了，华夏的队伍也壮大了。百川归海的结果，是文明的扩容，更是延续和推进。也许，这就是秘密所在？
  融合的同时，是解体。
  解体也是必然的。首当其冲的，则是封建制或邦国制。这个制度的核心，不仅是封邦建国，也包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这才叫“天下有道”。15但这是王权时代的事。到霸权时代，征伐皆自诸侯出，这本身就是礼坏乐崩。何况蛮夷如楚，是既不尊王，也不攘夷，只争霸。争霸，就不可能温良恭俭让。争霸，就不能再墨守成规。井田、宗法、封建、礼乐这四大制度，还能继续维持吗？西周东周的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还能再保持吗？
  实际上，楚、吴、越三个蛮族的次第称霸，本身就意味着两周的制度和文化风光不再。所有的传统都面临挑战，而且必将被刷新。因此，先是周王室日薄西山，后是晋公室土崩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春风秋雨中重新博弈。太老牌的华夏锐气不足，太新锐的蛮夷底气不足，将被一一淘汰。最后胜出的，只可能是率先华夏化的蛮夷——齐、秦、楚。
  那就来看他们如何洗牌。
  子产政改
  南方崛起的同时，北方在政改。
  政改第一人，是子产。
  子产是郑国的政治家，名侨。因为是郑穆公的孙子，所以叫公孙侨。子产很早就表现出政治天赋。鲁襄公八年（公元前565年），他的父亲、郑国司马子国伐蔡成功，举国庆贺，只有子产不以为然。子产说，一个小国，不修文德而治武功，没有比这更能招来大祸的了。蔡是楚国的附庸。我们打了蔡国，楚国肯定要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能不顺从楚国吗？顺从了楚国，晋国就会来报复，我们又打得过晋国吗？晋国和楚国都来伐郑，我们郑国能有安宁吗？
  说这话时，子产还很年轻。因此子国痛骂他说：你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16
  然而此事不幸被子产言中，楚国和晋国果然轮番来伐郑，郑国也只好轮番与晋楚两国结盟讲和。两年后，国难未已，家难又起。子产的父亲子国和郑国的执政，在内乱中被乱党杀死。子产闻讯，不慌不忙地安排好各项工作，然后带兵平叛。郑国国人，从此对子产刮目相看。17
  二十年后，子产在郑国执政。
  子产执政以后，就开始政改，作封洫（读如恤），作丘赋，铸刑鼎。封，就是田界；洫，就是水渠。作封洫，大约是重新规划和分配土地。作丘赋，则可能是改革兵役法，也包括改革税制。因为税（出钱）和赋（出力），都与土地有关。这两件事，当然会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之初，国内骂声一片。作封洫时，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算我的家产好收费，量我的耕地好收税。谁要能够杀子产，我就跟他去站队！作丘赋时，又有人编了歌谣来骂他：老爹变成冤鬼，自己去做蝎尾！此人发号施令，邦国悔无可悔！18
  然而子产不为所动。
  子产的说法，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19就是说，只要对邦国有利，个人的生死是可以置之度外的。
  因此，子产也不钳制言论。当时，郑国人喜欢在晚上到学校里去聚会，因为春秋时期的学校同时也是俱乐部。国人聚在一起，说三道四，难免议论朝政。于是有人便建议子产把学校关了。子产说，为什么要关闭呢？让他们议论好了。他们拥护的，我就大力推行；他们反对的，我就适当修改。利用公权力，当然可以不准大家说话。但那样做，有好处吗？20
  事实上子产的改革，很快就收到了功效，老百姓也尝到了甜头。这个时候，又有人编了歌谣来夸他：我的子弟，子产教诲；我的粮产，子产加倍。子产死了，谁来接位？21
  所谓民意，不过如此。
  但子产的政改，还是触动了根本，尤其是铸刑鼎。铸刑鼎，就是把刑法的条款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对于东西两周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理念，其破坏都是颠覆性的。因此，晋国政治家叔向便写信给子产提出批评。叔向说，先王以礼治国，不肯制定刑律，是怕民众有不轨之心，这才主张效法圣人以德治国。德治，才能任意使用民众而不生祸乱。相反，如果制定法律还公之于众，民众就只知道法律不知道尊长，只知道律条不知道礼仪，甚至咬文嚼字来规避惩罚。那样一来，不就乱了吗？在下听说，国之将亡，必行改革，说的就是这事吧？22
  叔向很敏感，他感到了危险。
  这危险，就是礼坏乐崩。
  对此，子产的态度是不争论。他回信说：侨无能，不敢听命，也不敢不拜谢！
  其实子产未必一定喜欢法治，但也不认为德治和礼治完美无缺。这是有实践可以证明的。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郑国发生一起刑事案件。起因，是郑国大夫徐吾犯的妹妹长得漂亮，有两位公孙都想娶她。公孙楚已经下了聘书，公孙黑又强行去送彩礼。徐吾犯左右为难，请执政子产做主。子产说，这是国家没有治理好，不该让大夫您为难。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吧！
  徐吾犯照办，两位公孙也先后如约来到徐吾犯家。公孙黑盛装打扮，厚礼相送；公孙楚穿着军装进来，左右开弓射了几箭，然后一个箭步跳上战车就走。徐吾犯的妹妹便说，公孙黑确实漂亮极了，但公孙楚更像男子汉。
  于是她嫁给了公孙楚。
  然而公孙黑却不肯罢休，居然闯进公孙楚家，准备杀了公孙楚再抢人，结果被公孙楚用戈击伤。此案如在法治社会，一点都不难处理。公孙黑无理取闹，强入民宅，涉嫌杀人和强夺他人之妻，公孙楚则是正当防卫。然而按照礼治原则，却只能判公孙楚败诉。因为公孙黑是上大夫，且年长为兄；公孙楚是下大夫，且年轻为弟。因此子产将公孙楚驱逐出境，算是维护了礼。
  想来这事一定让子产纠结。因此第二年公孙黑涉嫌谋反，子产就毫不留情判他自尽，而且把与公孙楚争妻也算作他的罪状之一。公孙黑说，我创伤复发，早晚会死，请不要助天为虐。子产说，人谁不死？恶人不得好死，这是天命。本执政不助天，难道助恶人不成？再不快死，刽子手就来了。公孙黑无奈，只好自己吊死。子产又让他暴尸街头，身上还放着陈述其罪状的木简。23
  这事发生在铸刑鼎的三年前。但子产的政改，显然并不单纯因为此事的刺激；铸刑鼎的影响，也要深远得多。事实上，子产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创始人，郑国也有可能是法家学派的发源地；24而德治与法治的分歧，则将从孔子一直争论到韩非，我们将在本中华史第六卷《百家争鸣》详加论述。
  鲁国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