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我没有反应，“冯唐”顿了顿说：“我是在地安门长大的。”
  “难得。”
  有些累了，我耷拉眼皮，靠在座椅上，惜字如金。
  “我们家有座独立的小四合院。有我，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一家四口。北房三间，东西厢房。院子里有棵老槐树，夏天我常爬上去掏鸟窝，冬天从屋顶上扫下雪来，堆个小人不成问题。我爸爱养鸽子，大大小小几十只，每天早上起来放飞，天黑前准保全都回来。”
  “房子还在吗？”
  “奥运会那年拆了。”
  “拆迁补偿款应该不少吧？”
  “呵呵，初中毕业那年，我们家把房子卖了，搬到城外的回龙观。”
  看看他的年龄，那应是九十年代，卖不出什么价钱：“太可惜了。”
  “说来……话长。”
  “听听？”
  “算了吧，很无聊的故事。”不知不觉，出租车已转过东三环，进了朝阳北路，“冯唐”沉默着，没有表情的脸，简直几分可怕。
  静谧的十来分钟，我仓皇地看着车窗外，有跳车逃生的念头。
  “小时候，我是北京市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初一那年还上过新闻联播，中央首长来我们学校视察，我作为学生代表跟那位爷爷合影。”
  像一夜里冒出的粉刺，“冯唐”突如其来地说话。我头靠车窗，尽量距离他远些。
  “羡慕。”
  不是客套话，想起我小时候，既不是差生，也不是优等生。我没让老师头疼过，也没被人夸过，除了作文还算凑合，就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那种孩子。
  “我爷爷是老革命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分配了一间四合院——从前住着个前清老太监，伺候过慈禧太后。1954年，地安门被拆了，老太监在自家院里上吊死了。文革头一年，爷爷也在同一棵槐树上自杀。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才把四合院还给我家。我爸在中央部委工作，我妈是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只有奶奶是家庭妇女。小时候，我常能吃到别人家孩子吃不到的东西。你懂的。”
  “嗯，我稍微懂一点。”
  “小学三年级，我写过一篇命题作文，关于自己长大后做什么职业。我写了三种，一是考古学家，二是文学家，三是北京市长。”
  “你也想当作家？”
  说实话，在我念小学的时候，从未有过此般梦想。
  “我爸爱藏书，家里有个大书房，书柜从地面排到天花板。除了四大古典名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鲁迅全集》《红与黑》《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妮娜》《罪与罚》《亨利四世》……还有《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跟《东方快车谋杀案》。但我最喜欢苏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读过至少五十遍。”
  “保尔·柯察金，奥斯特洛夫斯基。”
  “记得冬妮娅吗？”
  虽然，书中情节大半模糊，但我记得：“保尔的初恋？”
  “最喜欢她在水边初遇保尔，蓝白色的水兵服，浅灰色的短裙，带花边的短袜，栗色的大辫子……都是十七八岁，没有冬妮娅，就不会有保尔，你说呢？”
  “嗯。”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呢？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能够不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经历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北京，晚九点半，朝阳门外大街，出租车司机为我背诵这段名言，保尔·柯察金将要举枪自杀时想到的话。
  “不过，我想在那个时候，他心底所念的人，一定是冬妮娅吧。”他按了按喇叭，让前头的实习车闪开，“你想过自杀吗？”
  我不响。
  “冯唐”转移了话题：“你知道我家为何要从地安门搬走？”
  这个我感兴趣。
  “初三，我十六岁，我们学校的教学楼有五层。那时男生都爱圣斗士星矢，有人喜欢紫龙，有人喜欢阿瞬，我们几个男生，各自扮演喜欢的圣斗士，从一楼玩闹到五楼，是不是很傻？而我最爱沙加，当我高喊‘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却不小心胳膊碰到窗玻璃——那块该死的玻璃，整个掉了下去，往外掉。”
  “五楼？”
  路口，红灯前，他放空挡，拉手刹：“嗯，周围的那些人，全逃光了。五楼的窗户底下，就是大操场，课间休息，有许多人。”
  “但愿没事。”
  “我不敢把头伸出窗户。当我跑到楼下，看到操场上围了许多人。有个穿着连衣裙的女生，横躺在水泥地上，鲜血流了一地，浸红无数片碎玻璃，慢慢淌到我鞋边。”
  “哦……”
  “后面的事，我记不清了，脑子发热，耳边全是尖叫，眼前数不清的人头，像在菜市口滚动。那晚，爸爸将我接回家，妈妈却在医院留了一整夜。第二天，我才知道那个女生受了重伤，颅骨被玻璃击穿，抢救十个小时，终于保下一条命，但深度昏迷。我向学校承认，是自己不小心碰到了玻璃，愿意接受处分。”
  “你傻啊，为什么不说是玻璃自己掉下去的呢？”
  “嗯，很多年后，我也有过后悔，为什么要承认？不过，几个男生都看到了，我可以让他们保守秘密，但能保密多久？总有人会泄露出去的。被玻璃砸到的女生，是隔壁班级的，我不认识她——我是北京市三好学生，学校里没有不认识我的，这也是我不敢撒谎的原因。”
  车后响起连绵不断的喇叭声，路口早已变成绿灯，“冯唐”才重新开动。
  “后来，那个女生怎么样了？”
  “植物人。”
  “你家赔钱了吗？”
  “女生家里开出五十万的条件——二十年前，一笔巨款。虽说，那年头医药费不贵，但对方计算了未来五十年的治疗与护理费，还有整个人生被毁了，无论如何，我接受。”
  “你父母呢？”
  “九十年代，我爸的中央部委是清水衙门，我妈在医院还没流行拿红包，实在凑不出五十万，最后咬牙卖掉四合院，全家搬去回龙观。搬家前一晚，七十岁的奶奶死了。医生说是脑出血。爸爸却说见到了吊在大槐树下的爷爷，奶奶是舍不得离开地安门呢。”
  人说地安门里面，有位老妇人，犹在痴痴等。
  “冯唐”继续平静地说：“快要中考了，学校只有一个保送名额，原本留给我的，直升北京最重点的高中。出了这样的事，名额自然给了别人。而我嘛，志愿没填高中，怕是将来读大学家里负担不起。我进了西城区的商业职校。至于，被保送去重点高中的那家伙，而今已是个大人物了，常在中央一套的两会新闻见到他。”
  “你是说，假如没有那块坠落的玻璃，今天那个大人物，就是你啊？”
  “我一直，梦见那块玻璃，依然在教学楼的五层，完好无损地嵌在窗框。夕阳照射在玻璃表面，映出十六岁那年的脸。”
  我不太会说安慰人的话，默默看着车窗，北京街头绽射的灯光，映出自己的眼睛，忽然觉得好年轻。
  “离开地安门，不到一年，我爸就出事了。”他像说一桩无关紧要的事，如此平静，“他每天骑自行车上班，以前十分钟就能到，但从回龙观进城，就得一两个钟头。有天早上，记得是清明节，他被一辆土方车带倒，整个人卷到车轮底下，被碾成了肉燥子，你肯定吃过吧？”
  车轮底下华丽丽的肉燥子，又联想到爆肚黄喉之类，我有种呕吐的感觉，摇下车窗，让风吹乱我的长发。
  “爸爸死后，妈妈得了抑郁症，再没心思做医生了，提前病退回家。没过两年，她查出了乳癌。晚期。我十八岁那年，她死了。”出租车已开上东二环，“还想听下去吗？”
  “想。”
  “我妈刚下葬没几天，我从商业职校毕业，国营单位包分配，进了西单百货做营业员。不久，商场效益不好，三分之一员工下岗。我在家闲了一年多，花光所有积蓄，才重新出来找活干。呵呵，我干过各种工作，运货员、维修工、值班员、推销员。可是，每一样都不长久，最后凑了些钱，开起了出租车，那是五年前的事。”
  “说说你遇到过的有意思的事？或者——令人难忘的事？”
  我怎么说得像个小学作文老师？抑或电视节目上的梦想观察员之类的装逼犯？
  也许，我是在羡慕他。所谓作家，时常被迫地需要去寻找生活，而出租车司机们，每天就在生活之中。
  “不值一提。”
  其实，他是欲言又止，区区四字，千言万语。
  “平常你也喜欢像这样跟乘客聊天吗？”
  “不，我从不跟乘客聊天，差不多一句话都不说，除非有人主动提问。”
  对不起，别再说什么缘分，后背心要起鸡皮疙瘩了。
  “冯唐”似乎听到了我的心里话，说：“今夜，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怎么了？”
  “与你无关。”
  他让我吃了颗软钉子，好吧，这确实不是出租车司机的服务范围。职业习惯，我随口提了另一个问题：“那你现在爱读什么书？”
  “《凡人修仙传》《斗破苍穹》《庆余年》……你不是推销员吧？”
  “哦。”
  “你是哪的人？”
  “猜？”
  我没有逗出租车司机玩的恶习惯。但，这哥们太令我着迷了。
  “南方？但又不是很南，也许，靠东一些。”
  “上海。”
  “好地方啊。”
  “印象如何？”
  “呵呵，我还从没去过呢。小时候，去过几次天津，跟爸爸出去开会，爬过一回泰山，还有，对了，北戴河，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这几年没出去玩过？”
  “除了拉活去天津河北，每次只能隔着车窗，远远看着光秃秃的野地，还有高速上成排的卡车，交通事故中烧焦了的车壳子，还有尸体。”
  “你最喜欢去哪儿？”
  “五年前，我刚开上出租车那会儿，有一次路过百花深处胡同，想起当年被玻璃砸伤，变成植物人的女同学就住那儿，便进去看了看。”
  “还在吗？”
  “百花深处胡同十九号丙，早成了大杂院，搭满违章建筑，住的大半是北漂。她家还在西厢房。十几年前，拿到我家的赔偿款后，她的父母离婚搬走了，听说是分别再婚，却把女儿留在这里。”
  “那么多年，你都没去看过她吗？”
  “我——害怕。”
  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我明白他的恐惧，真的。
  “为什么，突然又不怕了？”
  “那天是我的三十岁生日。”
  “我懂了。”
  “小时候，每个生日，爸爸妈妈都会给我买奶油蛋糕，那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了。而自从他们死后，我已经十多年没过过生日了。我只是，想要给自己找一个生日礼物，哪怕只回头看一眼。”
  “说……说……说……下……去……”
  我有些结巴了，我想。
  “老宅，只剩下她的叔叔，我不敢自报家门，谎称是初中同学，代表同学会过来探望。”
  “他让你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