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三章曹操对儒家的态度(2)
作者:流失大能      更新:2024-05-19 12:07      字数:1720
  比如荀彧曾劝曹操军事征伐的同时,不可废弃儒家文化教育的作用。
  是时征役草创,制度多所兴复,彧尝言于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揆庶绩,教化征伐,并时而用。
  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犹举民能善教训者,叔孙通习礼仪于戎旅之间,世祖有投戈讲艺、息马论道之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
  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于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
  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
  若须武事毕而后制作,以稽治化,于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以一圣真,并隆礼学,渐敦教化,则王道两济。”
  再如袁涣,魏国初建,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言于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
  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孙权,参军傅幹谏曰: “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用武则先威,用文则先德,威德足以相济,而后王道备矣。往者天下大乱,上下失序,明公用武攘之,十平其九。”
  “今未承王命者,吴与蜀也,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易以德怀。”
  “愚以为可且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若此则内外之心固,有功者劝,而天下知制矣。”
  “然后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
  “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唯明公思虞舜舞干戚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公不从,军遂无功。
  荀彧的“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袁涣的“大收篇籍”和傅幹的“渐兴学校,以导其善性而长其义节”,显然指的都是一件事,即重整文化教育。
  曹操并非不认可儒家教育的重要作用,他曾在建安八年下令:“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
  但显然这一政策并未一以贯之,否则也就不会有上述几人的劝谏了。
  其原因除了战乱年间无法进行稳定的文化教育事业外,主要还是在曹操内心深处,完成统一大业的心理压倒了一切,他并非不知道,也不是不想遵从荀或等人的建议。
  更有可能的是,他想在完成全国统一之后再做这些事,所谓“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所谓“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拨乱之政,以刑为先”,都可看作是他对治世和乱世应各有其首选政策的不同表述。
  所以他虽然对荀彧的建议“常嘉纳之”、对袁涣的建议“善其言”,但都没有付诸行动,而对傅幹的建议则直接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
  如前面所说,曹操对儒家思想的认可和尊崇史实俱在,不容抹杀;同时,曹操“唯才是举”令的发布对儒家价值观的摧陷之酷也是事实。
  曹操对儒学的这种矛盾的态度,可从其急于完成统一大业的心理做出解释,即为了完成统一全国的心愿。
  曹操不仅没有给儒学以重视,甚至不惜对其造成破坏,后果当然是严重的,正如顾炎武所论:“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余 ”。
  所以在我们的历史视野中,曹操时期并非是一个儒学得意的时期,而恰是儒学在魏晋之际走向衰落的开始。
  曹操对儒家思想主要分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个就是接受儒家思想。
  史载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又云其“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陈琳在为袁绍所作檄文中更骂他是“赘阉遗丑,本无令德,僄狡锋侠,好乱乐祸”。
  这些无疑让人感到曹操是一个不学无术又放荡无节制、唯恐天下不乱者。
  然而事实是否真的这样?史书又载:曹操“年二十,举孝廉为郎”,为议郎之初即上书陈说“陈(蕃)(窦)武等正直而见陷害,奸邪盈朝,善人壅塞”之事,可见曹操二十岁前不仅已身具孝亲礼让、清正廉洁的德行,出仕后亦显示出正身立朝、不畏权贵、嫉恶如仇、力匡朝政的优良品格。
  也因此,即使曹操其时还很没名气,名士桥玄从他的言行中便认为他将是汉末大乱“安生民”的“命世之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