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到了，但却不是宋复华乘坐的那列。
  直到下午两点多，在河内与法国总督秘密商谈过的宋复华才抵达了河口，进入了根据地。
  对于宋复华急于前往革命根据地，陈文强并没有强烈反对。一来是形势不同了，根据地相对稳固，革命军也能保证他的安全；二来则是从宋复华的角度出发，用实际行动来回应外界的批评和质疑。
  从一九零五年到现在，同盟会已经发动了萍浏醴、黄冈、七女湖、安庆四次武装起义，但都以失败告终。梁启超等为代表的保皇党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尤其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命。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的“远距离革命家”作风，批评他们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作法，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其实，梁启超并不是针对复兴会，他的主要目标是同盟会。但这种对暴力革命的批评，不可避免地牵扯到了复兴会，牵扯到了宋复华。
  为了反击对“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和批评，也为了挽回此等言论在海外造成的不利影响，宋复华急于赶赴国内，投身到革命第一线的心情自然是可以理解的。
  包装、打造、宣传……这一系列手段所形成的明星效应已经足够了。大革命家、革命领袖的名头随着复兴会的强大，以及起事后的不断胜利，已经是光辉夺目。陈文强不反对的原因，其实也觉得宋复华亲自去领导革命，将使革命军的士气更加高昂，干部们更受鼓舞，宋复华的革命形象也将更加伟岸高大。
  而且，有了无线电台，宋复华即便是在根据地，也能够不断向外发出声音，宣传革命思想和方略。
  领袖到达的消息是绝秘的，只有少数高层领导提前获知。在听取了相当人员的汇报后，会议很快便在屏边县召开，此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在西南建立根据地、经营发展等重大方略的最终确定。而大革命家宋复华亲赴国内指挥革命的消息，也通过电波传向了外界。
  相对于陈文强的沉稳机变，吴禄贞的专于军事，宋复华志向非凡、才华横溢、理论过硬，学识和口才都出类拔萃，确实是最适合在前台充任领袖的人物。而在那个时代，志气逼人、行动力更非凡的宋复华，又有复兴会之助，在革命领域的名望超过北辰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同样是口若悬河，同样是听众掌声如潮、欢声雷动，最后的比较便是实际的结果，以及背后的势力强弱了。这一点，宋复华是稳操胜券的。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这块我们的祖先用鲜血和尊严浇灌的土地上！我们的面前，站着的是一个民族，一个在屈辱中**的民族！自从鸦x片战争、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我们这个民族的骄傲就没有了！那些战胜者们骑在我们的脖子上作威作福，他们随意践踏我们的尊严，一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的尊严！你们告诉我，你们是去做一个自由的斗士，还是一个奴隶？！”
  “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极为重要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们。这世界上还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要，那是自由！那就是尊严！ 只要在中国的上空一日还飘扬着外国的国旗，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那些列强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我们地尊严就不存在！只要我们的国家积弱不堪。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只要其他国家的人，在聊天的时候说到中国这个字眼的时候会发出一声轻蔑的笑声，我们的尊严就不存在！”
  “而一个只懂得屈辱丧权的政府，是一个没有骨头的政府！当我们地尊严、领土、生存地空间都遭受践踏的时候，还不知羞耻地政府，我们是不需要的！我们要抛弃它，要推翻它！”
  “我很骄傲，在你们这些人中。这样没有骨头的人，少之又少！我的面前，是无数个留着千年不屈血液的勇士！这血液，曾经在我们祖先的血管里面流淌过。现在，它们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汩汩奔涌，你们告诉我。你们愿意它冷却吗！？”
  “共同的理想使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会为这理想流尽我们的最后一滴血！在今天，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拯救我们的祖国，只有这理想！拿起枪，带领着我们的同胞们高举着那面自由的大旗英勇杀敌！假如你们期望战斗，那就去战斗吧！然后我就能够看到中国是四万万五千万奴隶还是四万万五千万坚贞不屈的华夏儿女！”
  “现在，我，宋复华，将与你们并肩作战，将举着属于我们的大旗冲在最前方！哪怕是战死，我也会微笑而逝！我会见到那些曾为华夏流血牺牲的祖先们，我可以昂着头颅走到他们跟前，我可以骄傲地对他们说：我，你的子孙，没有给你丢脸，我为伟大的中国的复兴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是的，我们将为建立一个新的、公平的政府而战！我们为人人平等而战！为那些奴役我们的人滚出中国的土地而战！为我们的尊严而战！为我们的理想而战！为解放这个国家而战！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骄傲地宣传：我们是从来不屈服的中国人而战！”
  会议之前的陈述、感谢，是演讲吗，应该是。但宋复华所说的，和他内心高度统一，是在释放他的思想的感情，一点也不显得做作，没有丝毫的虚假，更真实更让人情绪高涨。
  有道是：一言之辩重于九鼎之宝、三寸之舌强于百万雄师！历史上许多政治人物都是靠演讲来成就自己的事业的。宋复华不是最优秀的，但他确实是位在舞台上激情四射、光芒万丈的一流演讲家。
  而这番激昂的话语不仅使眼前的人们热血沸腾、激动难抑，更将通过电波，传到四面八方，在报纸媒体上登载，鼓舞起无数不甘为奴的国人，号召起无数奋起而战的勇士。
  铁血人生多悲壮！而有多少在原来历史上悲壮多于铁血的志士仁人，现在却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谱写着不一样的壮丽人生。
  “初涉革命，往往以为推翻满清便是胜利，便能使国家富强，民族崛起。可我现在却是心怀惴惴，忐忑不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四万万同胞，我们扪心自问，有没有这个能力把国家治理好，使民众安乐幸福……”
  “痛骂是容易的，立志推翻腐朽清廷也是正确的，但换成我们来执政，我们是否就一定做得比满清好？有这样的决心和信心，自然应该，但我们又有什么资本，要实行怎样的政策，才能来保持信心呢……”
  “革命既是破坏，也是建设。而破坏容易，建设却是千难万难。而对于建设，我们是缺乏经验，缺乏人才的，这一点我们得承认，必须得承认……”
  “这是本会搜集的本国和各国的资料，大家仔细看一下，对比一下数据，便能看出差距有多大。这么大的差距是只推翻清廷便能追赶上的……”
  会议的主题并不是一下子便涉及的，宋复华首先是从战略的角度来阐述根据地的作用，以及革命的大致阶段。同时，也解释了为何革命军不是长驱直入，而是持稳发展的思路和意义。
  眼下的形势虽然很好，但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
  从人力上看，无论是军事人才，还是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上的人才，都是缺乏的，更没有什么实践的经验。想要治理好一地，甚至一个国家，就必须耐下心来，培养、积蓄各种人才，信得过的人才。
  从财政上看，复兴会现在已经是支撑的极限，没有一举而使革命成功的物质基础，盲目行动只能是后继乏力，招致失败。
  再从全国的形势来看，清廷预备立宪确实使很多国人认为不一定非要暴力革命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在满清失却人心之前，革命也缺乏足够的社会基础。
  综合分析之下，静心发展、等待时机、厚积薄发才是最佳的选择。从中国讲到外国，也让与会人员充分了解本国与列强国家的差距，清醒地认识到革命的道路是任重而道远，革命更是复杂的综合性工作，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至于革命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宋复华认真听取了在座人员的分析和建议，并没有马上做出决定。而且，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其他政务上，重大事情的处理连宋复华也不能够擅专。
  没错，领袖是领袖，可不是能够独断专行、大权独揽的存在。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如果再造就出一个专制，那又意义何在呢？
  复兴会的组织章程上早已有名文规定，重大问题是三执委多数决议制。也就是说，宋复华只有一票的权利。其他两位执委，陈文强和吴禄贞与他的权利是一样的。
  “对于军事，我是外行，还要征求吴执委的意见。”宋复华坦然承认自己的不足，“又涉及到巨量的物资输送，还要看陈执委的意思。这样，大家畅所欲言，把意见和建议都说出来，形成几条决议，再由我和陈、吴二位执委最后商定。”
  “宋先生虽是领袖，却还虚怀若谷，实在是令人钦佩。”龙济光并不熟悉复兴会具体的章程规定，终于得了空子，插嘴恭维道。
  宋复华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执委会是复兴会的最高决策机构，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宋某虽被公推为首脑，亦不可独断专行。本会既志在推翻专制，实行民主，自然不能使一人大权独揽、行专制之实。民主，集体智慧，龙司令慢慢就会明白这些的重要。而参谋部、总参谋部的设立，也是如此。”
  龙济光似懂非懂，陆荣廷却比较狡猾，不轻易开口。但两人的心态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从起初的被逼无奈，到现在觉得前途也有些希望。
  人嘛，趋利避害是本能，投靠胜利者一边也无可厚非。坚定的革命者迎难而上，自然不在此列。但类似龙济光、陆荣廷这样的思维，却也因为革命军的大胜而在光复区的民众中盛行起来。
  革命军初起之时，民众中观望的多，大胜之后呢，参加者便积极起来。道理很简单，希望的力量，前景的乐观。
  会议几乎开了一天的时间，诸如军区划分、军政分离、政务管理、经济经营等问题都一一落实下来，根据地的运行机制和诸项政策从此走上了正轨。
  显然，宋复华的到来使很多问题都得以解决，从这方面来看，他在此坐镇还是很有道理的。
  而就在宋复华用实际行动洗清了“远距离革命家”的指责和批评时，另一个革命团体同盟会却又掀起了一场反孙运动，一些人甚至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
  反孙派攻击北辰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北辰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他“办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则是批评他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孙他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同时，安庆起义的失败，陶成章海外筹款的不顺，也使同盟会与光复会的矛盾公开化。陶成章积极倒孙，遂有《孙文罪状》一文横空出世。
  对此，北辰非常愤怒，首先断绝了对由章炳麟担任主笔的《民报》的财务支持，“……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言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相）助，到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圆三百而已……”
  然后，北辰以胡汉民、汪精卫这哥儿俩为班底，把南洋的同盟会统统改组，同盟会不要了，另行成立一个“中华革命党”。
  如此一来，南洋同盟会的分支已经成为了实际意义上的同盟会总部，各地同盟会有事情要向南洋分支的胡汉民报告，东京同盟会已经是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