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电影人_262
1993年,《美丽的海》入围戛纳,1994年,《山坎》《黑白》退出影展,我就觉得挺没意思,欧美参展挺没意思,于是,带着自己几部片子在咖啡馆私下放映。有一回,我在举着大黑布遮某咖啡馆的天窗时,跌下来,摔断了腿,我在医院悄悄哭了,想,“我好想被公映啊。”“真的,好想被公映啊。”
1995年,VCD盗版碟流行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希望,被看到的一个希望。于是,我请莘野来拍《圆满》,又一次参加影展。《圆满》柏林擒熊以后,盗版商们毫无反应,我就带着剧组的人在全国的租碟社问,让老板向盗版商们反馈这个市场需求,最终,我的盗版出现了,我那时候欣喜若狂,在大街上跑了起来。
1997年……
2003年,我永远都忘记不了。11月1号那天下午,我在新开的图书城漫无目的随便溜达,却见到了《看电影》杂志的总编辑张学文。在那里,张总编对我透漏,“民营公司不需要跟大制片厂买厂标了!”“流程变了,在前进了!”“电影局要给您解禁了!”
他没说错。2003年11月30号,在电影局与青年导演的座谈会上,我跟其他独立导演被电影局正式解禁。
而后,这一年半,我拍摄了《一见钟情》。
至此,走过漫漫的15年,我终于能被公开放映了。
被人看到的时候,我才是活着的。
在我看来,走当初的那一条路自然而然、别无选择,即使后来被讨论、受争议,我也从来不曾后悔,亦不曾羞愧。那时情况太特殊了,与今天完全不同,并不存在为名为利去迎合谁或讨好谁。我有时候觉得委屈,想:你们是不是太敏感了?你们是不是为面子呢?难道可以忽略那些还在受苦的人们吗?说实话,我不希望我的片被拿去证明什么东西,或是大国崛起,或是别的,我很为难,它做不到。不过,另外一些时候,我又陷入一种迷茫。政治实在太复杂了,导演对此滔滔不绝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我只知道,21岁的一个青年无法判断“过不过界”。至于现在,我不想了,只要导演还想公映,“过不过界”有人决定,无法由他本人决定。我更在意我能做的,比如,就在上月,我与电影局的川局再次表达我的想法,同时也是表达电影人的想法——希望,审片委员会的构成可以进一步地改良,减少官员的数量,增加其他人的数量,比如,电影与社会的学者、儿童教育专家,还建议了审片委员的年轻化等等东西,以及……让电影人的作品能更容易与观众见面。我只想从电影出发,也只能从电影出发。我希望能更加自由,我不避讳这一点。】
性格使然,谢兰生是比较温和的,这个阶段,他更思考“能做什么”,比如促进放宽尺度,再比如争取规范条款。不过,他也知道,很多很多的电影人很激烈地反对审查,即使明知它绝无可能被取消,“不沟通”在表明态度的同时也放弃了沟通与博弈。
最后,谢兰生写道:
【这些天,一些朋友常常问我:谢兰生,见到资本的獠牙了吗?见到资本的狰狞了吗?你是不是非常伤心?是不是非常绝望?
老实说,没有。
我们这些“独立导演”的解禁电影陆续上映,被观众嘲笑说“闷”,被媒体宣判死刑,而我还有《一见钟情》呢,被争论、被打压,可是我们还在拍摄电影,我们还在这里活着。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经历太多太多,我们永远不会枯萎。所以,尽管争论,尽管打压,我并不会想要摆脱‘独立导演’这个标签,亦不会想要逃避刀刀见血的新市场。“六代导演”“独立导演”“中国导演”……或者,“转型期的中国导演”“夹缝中的中国导演”,这些词汇我都听过,经常不是好词,可我愿意属于它们,发自真心地愿意继续属于它们。
谢兰生
2005年5月2日】
深蓝的和谢兰生的两封公告一贴出来,天下电影等等论坛整个风向都变化了。
无数人说:
【我信了。】
【我也信了。】
【那个年代……】
【天,我是真的从不知道以前导演这么困难……】
【人家只是想拍一拍自己写的本子而已……谢兰生跟孙凤毛是最开始拍独立电影的,这些年被骂的够呛,太可怜了,太惨了。】
【我以前也骂他们俩,现在居然有点佩服……为了理想不顾一切的疯劲儿我是没有的。】
【真是“电影无关生死,电影高于生死”啊。】
【妈呀,谢兰生在25岁那年就敢退出戛纳的吗?!太牛逼了吧。】
【这是真的视名利如粪土……居然还被骂利欲熏心,可怕。】
【想去看看《一见钟情》了。用心拍片的好导演。】
【嗯,感觉这部《一点钟情》会有特别的东西吧,跟这几年的大片儿不太一样,不图票房。】
【啊,想给谢导送张影票,想让谢导高兴高兴。他太难了,太惨了。】
【+1,也想给谢导送张影票,他太想被人看到了。】
也有些人还在质疑,大约占了四分之一:
【不是,别人都能好好等着,就谢兰生能作妖儿。】
【当时拍片需要厂标肯定是有原因的啊。就他聪明?】
但会有人回怼他们:
【为什么非跟别人一样?】
【一个导演想拍电影也成了大逆不道吗?整个宇宙还有比这更加正常的事儿吗?】
通过这封补充公告,绝大部分人理解了他——原来,谢兰生等独立导演当年有着很多无奈,有着很多苦衷。即使这封公告有些模棱两可左右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