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招贤的建议是由景监最先提出，秦孝公便让他当“招贤馆”的负责人。
  每有“贤人”应诏，由他首先接待。
  当然，也要做一番最起码的初步考察。
  卫鞅被迎入馆内后，与景监分宾主落座，自是先奉茶，再“闲谈”：
  “先生素常研究哪些学问？”
  “无所不学。”
  好大的口气！景监不动声色继续问：
  “那么先生有何专长？”
  “治国安天下。”
  既是如此，往下也别问了，他不是“大能人”就是“大牛皮”，上交吧。
  从挂“招贤榜”以来，秦孝公已接见了十几位“贤才”。
  可惜水平都不算高，好在他的原则是兼容并蓄、量才而用。
  有人来就是“收获”，所以并不感失望。
  当然，也有几位胡吹乱侃的江湖骗子，其实一无所长。
  但是为了照顾影响，仍管酒饭，赠送盘费，礼送出境。
  听到景监的报告，由于口气太大，毫不谦虚，孝公对新来的这位没抱多大希望，估计不过一狂士耳！
  但还是客客气气地迎到殿上：
  “先生辱临鄙邦，愿赐教于寡人？”
  卫鞅一变方才对景监的那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正经八百地说道：
  “闻君欲强秦国，成大业，夫业之大者，莫过于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有意乎？
  然秦乃戎狄偏邦，而为‘王’须厚积其德，自契至汤，修十世，商传六百；
  后稷至文、武，累十五代，迤八百至今；
  秦欲成王业，请自君始，先听臣述‘王道’之根本；
  立‘圣贤’之基础；夫‘王道’者……”
  孝公开始听他讲什么“王业”还有点儿兴趣，后来听说要下几百年的修炼功夫，心已凉了半截。
  到他絮絮叨叨地大讲什么：
  “王者”以仁义垂范于世，以礼教规范其民。
  若父爱子，诚相信，不相欺，民不忍背之，臣不忍判之，则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万国朝贡，天下一统……
  孝公越听越没劲儿，困得睁不开眼睛，竟伏在案上打起呼噜，睡着了！
  卫鞅瞅着，只是微笑……
  下午，孝公告诉景监：
  “这位新客，满嘴都是又酸又臭的迂腐之言，毫无用处，让他走！”
  景监当即通知卫鞅：
  “先生之才太大了，对于鄙小邦，有如‘大材’过于‘小用’，请您到能‘用武’之地去兜售吧。”
  卫鞅笑了：
  “怎么？君侯不喜欢‘王道乐土’吗？”
  景监哼了一声：
  “他喜欢的是‘霸道’！”
  卫鞅摇头叹息：
  “魏惠王口口声声却是要遵先王之道，以仁、义、礼、教粉饰天下，臣以为天下之君都乐此道，才进奉于孝君。
  既非其所好，臣还有‘伯术’，请再给我一次机会。”
  景监直摇头：
  “我们主公的耐性已到极限，别看他笑模笑样的，翻了脸也会杀人。”
  卫鞅还是笑：
  “那你这‘招贤馆’就关门吧，保证不会再来一个人。告诉他，我这回说的，保证他爱听。”
  秦孝公对这位卫鞅先生，从心里说，真是腻歪透了，连一个字也不愿再听他说。
  但又怕一见而却之，真会造成自己“无容人之量”的负面影响。
  让真正的“贤人”因之而望秦止步，岂不损坏“招贤计划”？
  毕竟是位“明君”，捏着鼻子咬咬牙，还是把卫鞅恭迎进秦宫。
  卫鞅对孝公这次的态度，似是暗暗点头。
  分宾主落座后，秦孝公依然那么客气：
  “先生今日何以教寡人？”
  卫鞅摆手：
  “不敢言教，然知君似不欲王道，今进‘伯术’可乎？”
  我的天！别又是浩浩乎平沙无垠的一大套，不由得心惊胆战地问：
  “什么是伯术？”
  “伯者，虽为王臣，却可以代天子掌征伐，号令四方使诸侯恭顺，无王之名而有王之实。
  如齐恒公、晋文公、秦穆公。”
  “也需修百年之德否？”
  秦孝公已经被他吓出毛病来了。
  卫鞅一笑：
  “当然要修，却无需百年。
  只修德饰于外，挂在嘴上，在茶余饭后或公众场合练练就行。
  真正需要的，是做后盾的实力。
  否则像宋襄公那样，扛着‘仁义道德’的大旗上阵，一打就败，谁还奉你为‘方伯’、‘霸主’？
  要想称霸天下，必须国富兵强！”
  秦孝公不禁脱口而出：
  “此正寡人之所求！问题是怎样才能国富兵强？”
  “要想国富兵强，必须变法！”
  卫鞅的态度突然变得非常严肃：
  “君厌‘王道’，但当前实施的各项规章制度，却还都是千百年前按‘王道’的要求制订的。
  ‘王道’不仅是让人听了厌烦，而且因为它腐朽到只对少数人有好处，却阻碍国家发展前进的地步。
  早就应该扬进历史的垃圾堆中了！
  只有推行新的治国之策，才能使秦国富兵强，屹立于诸国之林！”
  总算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卫鞅滔滔不绝，非常兴奋。
  秦孝公比他更兴奋。
  这些新鲜的观点，一扫耳中积垢，有如酷暑中痛饮凉冰水，精神大振，急不可耐的问：
  “愿闻其详！”
  声音之高，让殿后的景监以为他又发怒了，吓得伸头偷窥。
  却见孝公双手托腮伏在案上，像小孩子听故事那样聚精会神。
  而卫鞅则扳着手指，历数当世之弊端，应从哪些方面去改革……
  通过新旧优劣的对比，使孝公认识到“改革”的成效，以增强他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推行变法的信心：
  “……夫国不富，无力用兵；
  兵不强，无以摧敌。
  要富国，必须鼓励耕、织以提高物质的生产力；
  要兵强，必使将士勇于作战，提高战斗力。
  诱之以重赏，则人民有了奋斗的目标；
  威之以重罚，人民便不敢放任自流。
  只要国家能够做到政、令必行，赏、罚必行，就能使全国上下都能随着您的意愿转动。
  愿富、愿强、愿控制天下……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伯术”拨动了秦孝公的心弦，卫鞅也感到遇见知音。
  据说二人一问一答进行了三昼夜，把吃饭、睡觉全都忘掉，仍那么精神抖擞，毫无倦容。
  秦孝公当即拜卫鞅为“大良造”，准备推行“新法”。
  虽然封于“商地”还是后来的事。
  但为了区别于那个默默无闻的“卫鞅”以彰显一位新贵的面世，从现在起就称他为“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