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虽然也属“变法派”，但他是主持人只可公正的裁判，没有辩论权。
  他的右边，依次坐着公孙贾、公子虔、甘龙、杜挚等“反对派”。个个摩拳擦掌、左顾右盼、信心十足，杀气腾腾地摆出一副围攻的架势。
  左边却只有商鞅自己，未免显得人单势孤。
  秦孝公有些担忧的看了他一眼，他却是神色自若。
  略带微笑，竟不因形势的严峻而有不安。
  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堂兄，官拜太傅，宗室贵族，位高望重。
  按新法，儿孙们将有沦为庶人的危险，仅这一点他就不能接受，听着儿子嬴飞的哭诉更是火冒三丈：
  胡闹！
  让天皇贵胄的后代去跟小兵们抢头争功？
  太掉价了！
  有个一差二错，碧血染黄沙，不能让人忍受。
  于是便与公孙贾等日夜讨论，研究如何击溃“新法”，坚决捍卫老祖宗给留下的风水宝地！
  并决定在发起攻击时，由他首先开炮。
  当然他们不能把发难的理由设定在维护个人利益，而要找一个大题目。
  公子虔先干咳了一声，然后才倚老卖老的教训商鞅：
  “你听说过吗？
  自古圣人不更改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智者依照历代相传的法令治理国家。
  ‘礼、法’都是古代圣贤制订的。
  你有何德何能？就敢轻易抛弃，另搞一套什么新法？
  年轻人，不要肆意妄为，还是谨慎点儿好！”
  说完，用力吐口痰。
  这哪里是“大辩论”？
  简直就是“大批判”。
  商鞅自有办法迎战，你既然抬出“古”来进攻，我就从“古”上还击：
  “太傅所闻，确是渊博，但不知所见的古代典籍史书有多少？
  历代‘礼、法’确都是当时圣贤制定的，却非沿用至今、一成不变。
  上古伏羲、神农，对人民只教育、不诛杀；
  黄帝、尧、舜则教而后诛之；
  夏启变‘禅让’为‘父子相传’，汤、武革桀、纣之命。
  他们都是今人称颂的圣贤吧？
  既然前代圣贤制定的法令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为什么后代圣贤却要有所变，用新的来代替呢？
  就同一国来说，周文王尚为殷之臣，周武已代商而王天下。
  虽是父子，然出于不同的时代，能沿用同一‘礼乐’吗？
  现在齐恒、晋文及我穆公，无不依时制礼，国事定法而称霸于诸侯。
  事实证明：
  从来就没有沿用至今的古‘礼、法’可供后人遵循。
  相反，随着世易、时移，‘礼、法’都必须因时而变。
  所以‘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
  这些书籍上都明确记载，请太傅回去多读点儿书，看看我这个年轻人说的对不对。
  至于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更是在不断的改变。
  否则，您为什么不像上古人那样裸身体茹毛饮血，而是衣锦玉食呢？”
  正在闭目养神的公孙贾大概受到商鞅的启发，而在想像公子虔光着屁股的样子，不禁扑哧笑了。
  公子虔以为他是在笑自己吃了败仗，更为尴尬，瞪了商鞅一眼，却没再反驳。
  太傅头一炮就被闷住了，上大夫甘龙迎难而上，接住商鞅的一句话，另行破题：
  “摆事实好嘛，我秦国自穆、康以来，一直是因民而教，不劳而功；
  据法而治，吏习民安。
  事实证明，秦国已如此经过了几百年，不也挺好吗？
  你又何必标新立异搞‘变法’？
  实乃不明智也！”
  对他就不必太客气：
  “甘大夫只说对了一半。
  因循固有的工作方式，官吏确实可以‘不劳’，却没有‘功’成，依照旧的法令条框一成不变；
  官吏们虽然熟谙顺手，民却未必得安宁。
  ‘功’是什么？最大的功是让国家强大！
  但在旧体制的保护下，已形成无作为的惰性：为官者尸位素餐，只求享乐；做吏的巧取豪夺，吮食小民。
  上下因循守旧，举国暮气沉沉，不图进取，随遇而安。
  试观：关东已尽用铁器，遍地沃野；
  而秦农还在以石耜耕种，致使关西大地，千里荒芜，所产之粮，不足半年之食；
  所收之税，不能足官吏俸禄。
  如此，国家能富？兵力能强？
  百十年来，秦的疆土无尺寸之扩，反被人夺去西河重地，攻下函谷要塞。
  您还有脸吹什么‘功成’？
  说到‘民安’更令人齿寒，丰年尚衣食不足，啼饥号寒，一遇灾难，饿殍遗路，百姓困于贫穷，铤而走险；
  豪绅邑蓄私兵，争斗不断，请问甘大夫，这就是您所谓的‘民安’？
  世俗人由于惰性，大都愿意生活在习惯势力的荫庇下，只求眼前得过且过；
  所谓‘学者’也只局限于能够符合世俗意愿的事理表层，缺乏远大高深的目光。
  跟这些庸人不可能讨论如何改变、制订‘礼、法’的大事。
  所以，总是由聪明睿智的圣贤制订‘礼、法’，而愚蠢无知的顽冥，只能遵照执行，被礼法所控制！
  坦率的说，甘大夫！
  既然你死抱着‘因民而教、不劳而功、据法而治、吏习民安’这种僵化的观点不放。
  就说明您属于那种为‘礼、法’所制的愚民，不够资格参加今天的讨论！”
  这一番淋漓尽致的痛骂，其实把所有“反对派”都给包括进去，秦孝公听得高兴，不禁叫了一声：
  “好！”
  便问：
  “谁还发言？”
  按预定，该轮到杜挚，他被商鞅的利口骂的胆怯，却又不能缄口无词。
  事先打好的底稿不忘也拿不出了，只得绕个圈子以退为进：
  “大良造言之有据，证明‘礼可更，法可变’也就罢了。
  但臣听说，得不到十倍的效益，就不更换工具；得不到百倍的效益，就不改变方法。
  农、工细事尚且如此，国家的根本大法，自然更得考虑变后的效益了。
  您提倡‘变法’又能给国家带来多大好处？请指教不敏。”
  商鞅一笑：
  “汤、武立新而为王，桀、纣循旧而丧国。
  可见，变法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成败，您自己计算一下，其利几何？”